從華為EDA被斷供，到哈工大MATLAB被禁用……中國工業軟件受制于人的局面，讓人扼腕嘆息。

　　但20多年前，幾個華人卻差點改寫了這個行業。

　　1995年8月，Cadence公司的EDA軟件工程師杰夫·馬克漢姆例行拜訪客戶，卻在對方電腦上看到驚人的一幕：在屏幕右上角，有一處微小的圖形未對齊。

　　那是幾年前，他和同事編寫Cadence的EDA軟件Cell3時，無意中產生的錯誤。而客戶展示的，卻是競爭對手Avant!公司正在交由其測試的最新版EDA軟件——ArcCell XO。

　　杰夫的這一偶然發現，揭開了硅谷歷史上最離奇的一樁商業糾紛案。

　　EDA，即電子設計自動化，是一種工業軟件，可幫助芯片設計師完成從前端的構思、模擬到后端的布局、繞線和驗證等工作。

　　上世紀70年代之前，電路圖都是手工繪制，不但費時費力，還容易出錯。

　　70年代末，隨著晶體管越來越小、越密集，手工已難以勝任，EDA軟件應時而生并快速商業化，誕生了一代又一代行業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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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90年代，已有Synopsys、Cadence迅速崛起，分別壟斷了前端和后端市場。

　　尤其Cadence，在CEO喬·科斯特洛的帶領下，只用四年做到行業第一，風光一時無兩。

　　但就在科斯特洛人生得意時，厄運卻一次又一次襲來，并且都與Avant!有關。

　　先是1991年，四名華裔工程師離職創辦了Avant!的前身ArcSys，兩年就做出了一代競品——ArcCell。科斯特洛一直懷疑對方盜竊代碼，卻苦于找不到證據。

　　之后的1994年，最得力的干將也背叛科斯特洛，加盟ArcSys，并幫助后者迅速騰飛，實力直逼Cadence。

　　從這個意義上講，杰夫對ArcSys的發現，讓科斯特洛找到了出一口惡氣的機會。但同時，也揭開了其內心深處，最不愿觸及的一塊傷疤：

　　他，本來是有機會扼殺這一切的！

　　1992年底，ArcSys還羽翼未豐時，科斯特洛找來芯片設計部總經理，人稱“悍將”的徐建國，讓其組建B團隊，狙擊ArcSys對Cadence的進攻。

　　“他最喜歡的書，一直是《孫子兵法》！”多年后，科斯特洛回憶稱。

　　盡管徐建國對此并不認同，說自己更喜歡詩和遠方，但他確實熟讀兵書，并喜歡軍隊作戰的方式。

　　在Cadence，徐建國以作風粗暴著稱。

　　為了閃擊對手，他在剛組建的B團隊，發起了一場代號“AK-47”的活動。英文叫kill Arcsys within 47 weeks，意思是，47周內殺死Arcsys！

　　據其手下弗洛門霍夫說，徐有一天走進他的辦公室，在桌上放了48顆子彈，然后說：“如果你失敗了，最后一顆就留給你。”

　　為達成目標，徐一方面在技術上對Arcsys保持壓制；一方面頻繁走訪叛變的客戶，想盡辦法策反他們，讓他們重回Cadence的懷抱。此外，他還派人暗中調查Arcsys工程師的移民身份，一旦涉嫌非法，立即向當局舉報。

　　在徐建國的打壓下，剛出生的Arcsys風雨飄搖，1993年銷售額170萬美元，虧損卻達220萬美元。

　　“打A”大業眼看勝利在望，但堡壘卻從內部開始坍塌。

　　徐對外秋風掃落葉，對內也是“殺人如麻”，動不動就解雇手下。其粗暴作風，在公司內部激起強烈反彈。

　　終于有一天，他和芯片設計部另一位高管吉姆·所羅門，因手下工程師的匯報歸屬鬧掰了。

　　吉姆·所羅門，那可是業界大佬，更是Cadence的前身——SDA公司的創始人。兩人不可和解的沖突中，親自提拔重用徐的科斯特洛，站在了所羅門一邊。

　　更令徐建國無法容忍的是，科斯特洛還雇了一個局外人來負責領導他的部門。

　　沮喪的徐建國，因此萌生退意。

　　他對科斯特洛說，自己心灰意冷，甚至不想在這個行業干下去。1994年3月的一天，在Cadence公司的總裁辦公室，徐建國最終遞交了自己的辭職信。

　　力量的天平，在那一天開始反轉！

　　多年后，科斯特洛乃至整個Cadence公司，都為這個反轉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你要去哪里？！”接到徐建國辭職信的科斯特洛，仿佛被一枚沙皇氫彈擊中，震驚不已。

　　“不知道，先去海灘修養一段時間。”徐的回答輕描淡寫。

　　但科斯特洛內心的焦慮卻絲毫未減，因為，徐，那可是出了名的“狠人”。

　　▲徐建國（左）與科斯特洛（右）

　　大學剛畢業那會兒，徐曾在紐約邊打工，邊申請學校，幾個月時間刷了1000多個馬桶。之后，他直奔MIT的教授辦公室，逐一毛遂自薦，最后被錄取。

　　校方給出的理由是：超強的企圖心與推銷員特質。

　　科斯特洛猶記得，1983年初，Cadence公司的一次團建活動，要求每位高管畫一幅自畫像。徐建國迅速畫出一只飛向遠方的大鳥，糞便跌落一路。

　　“我一直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并且我傾向于在身后留下痕跡。”

　　果然，幾天后，最壞的消息就傳來：徐建國宣布就任ArcSys公司總裁兼CEO。

　　原來，消息靈通的Arcsys，在得知徐建國遭遇不快時，就已向徐伸出了橄欖枝。彼時，他們已被徐和Cadence一連串碾壓，幾乎推到絕境之中。

　　把徐請到自己的陣營來，被他們視為最后的翻盤機會。

　　“這就是你說的海灘？”得知消息的科斯特洛怒不可遏。他先是打電話質問徐，之后，又緊急約見Arcsys的一名董事，威脅要提起訴訟。

　　尚在襁褓中的Arcsys哪經得起恐嚇，乖乖坐下來談判。

　　經過三個月磋商，雙方簽署了一份保密和解協議：徐可以擔任Arcsys公司CEO，且不受盜竊商業機密的指控。前提是，年內不許再從Cadence挖人。

　　有了這份協議，徐建國開始“肆無忌憚”地招兵買馬，擴張勢力。

　　EDA工具門類繁多，保守估計也有幾十種。許多初創小公司，往往只做一兩種，然后伺機賣身給大公司。徐建國卻有著不一樣的野心：他要做Cadence、Synopsys那樣的集大成者。

　　為此，他開動戰爭機器，以三年許可模式，取代傳統的永久許可模式，極大地降低了客戶成本，迅速贏得市場。短短一年多，Arcsys銷售額就激增六七倍，并扭虧為盈。

　　1995年，Arcsys還成功上市，并與做驗證技術的ISS合并，更名為Avant!。

　　有了更多資本的徐建國更加勢不可擋，先后發動十幾起并購。合并后的Avant!，再也不是昔日吳下阿蒙，而是咄咄直逼Cadence，并已嚴重危及其地位。

　　最令科斯特洛無法容忍的是，徐竟然如法炮制之前的策略，在Avant!發起了代號“JFK”的運動，并組建“K團隊”。

　　Cadence認為，JFK代表殺死Cadence的旗艦產品Cell3，但徐予以否認。

　　不僅如此，徐建國還私下密會Cadence的核心員工。

　　他當然不會只是見見老朋友，徐的這一手，徹底激怒了科斯特洛！

　　1994年9月，Cadence最有才華的工程師之一米奇·伊古薩，突然提出辭職。

　　盡管科斯特洛極力挽留，并承諾提供100萬美元獎勵計劃，但伊古薩去意堅決，而且在走之前拒絕了簽署保密協議。

　　伊古薩手握Cadence的核心機密——FRoute和QPlace，那是一種全新的布局布線技術。

　　科斯特洛因此如臨大敵。伊古薩一走，他就立刻派人對其用過的工作站進行搜查，結果發現，伊古薩離職的前一天，向私人郵箱發送了6M的文件。

　　其中一個5.3M的文件，正是FRoute和QPlace的源代碼！

　　機警的科斯特洛，立刻向警方報案。

　　隨后，地方檢察官搜查了伊古薩的住所，不但在其電腦上找到了源代碼，還搜到了他跟徐建國等人的約會和轉賬記錄。

　　伊古薩隨后被指控犯有六項重罪。Cadence則雇用私家偵探，繼續對他進行24小時秘密跟蹤，并且很快有了一系列重大發現：

　　即便已被檢方指控，伊古薩依然搬進了距離ArcSys僅一個街區的辦公樓，并多次前往ArcSys總部。Cadence的私家偵探甚至拍到，伊古薩在地下停車場從ArcSys一名高管手中，接過裝滿現金的信封。

　　調查人員還在伊古薩辦公室的垃圾桶里，找到一份文件，顯示被指控之后，他仍在試圖修改源代碼，以消除Cadence的痕跡。

　　伊古薩只是徐建國眾多的籠絡對象之一。1995年初，雙方約定的挖人條款到期后，徐開始瘋狂招攬Cadence的員工，短短一個月便挖走了9人。

　　科斯特洛則無一例外，對所有辭職者的電腦進行了搜查。而且果真又有重大發現：一個名叫鄭志良的工程師在離職前，復制了一個壓縮包文件——byebye.tar。

　　壓縮包里，不但有最新版的FRoute和QPlace，還有尚未發布的VSIZE算法——這是一種尺寸優化算法，能夠告訴芯片設計師：給定電路數量的電路，芯片必須做多大？

　　一年后，已更名為Avant!的ArcSys發布了具備相同功能的第二代產品——ArcCell XO。一位同行驚呼：“他們奇跡般地在一夜之間開發了它。”

　　諸多跡象表明，Avant!確實抄襲了Cadence的技術，但科斯特洛手中并無直接證據。

　　直到杰夫·馬克漢姆在客戶的電腦上看到那驚人的一幕，并斷定自己抓到了Avant!的ArcCell XO抄襲Cadence的鐵證：抄得連Cell3的錯誤都忘記改。

　　當馬克漢姆向自己匯報在客戶那里的奇遇時，科斯特洛內心狂喜：

　　這下，終于抓到了狐貍的尾巴。

　　他立刻聘請外部專家，對兩款軟件的源代碼進行評估，結論是：“很明顯，這是一種大量復制源代碼的行為。”隨即，科斯特洛向地方檢察官報了案。

　　硅谷歷史上的曠世奇案因此漸入高潮。

　　1995年12月5日，20多名警察和FBI特工突襲了Avant!總部，移走計算機、文件和磁盤，并對員工進行盤問。他們從公司創始人伍自立的辦公室搜到的資料顯示：

　　1991年2月底，伍自立和廖裕人、卓允中、蔡孟彥四人，從Cadence辭職后，短短19天就完成了47000行代碼。但一個程序員，狀態好時，平均每天也只能寫100行。

　　這些代碼背后的數據庫技術，是布局布線軟件的基礎。盡管Avant!聲稱，使用了公開的源代碼。但檢方依然懷疑，它們是抄自Cadence的Symbad數據庫。

　　第二天，Cadence正式向地方法院提起訴訟。

　　“同一批人，三次闖入我家，偷走我最有價值的物品……我感到震驚和憤怒。訴訟的目的只有一個，為Cadence數百名才華橫溢的員工討回公道！”

　　法庭上的科斯特洛，顯得格外激動。

　　檢方也派來強硬人物，圣克拉拉縣副檢察官、畢業于斯坦福大學計算機系的朱利葉斯·芬克爾斯坦。

　　“這不是普通的商業糾紛，而是徹底的盜竊案。”芬克爾斯坦義憤填膺。

　　但在徐建國看來，Cadence這是濫用法律制度。

　　“這是典型的公司恐怖主義。一些大公司變得自滿，當技術被小公司超越，又無法在市場上取勝，就訴諸法律和抹黑手段！”

　　“這真是愚蠢，來吧，喬（科斯特洛），讓我們戰斗！”

　　他還在一次記者會上，將20多名博士員工一字排開，讓媒體拍照：

　　“我們雇用了世界上最有才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他們有能力研發尖端技術，何必去偷別人的東西？”

　　法庭內外，兩個男人之間的火藥味越來越濃，逐漸偏離了軌道。

　　徐建國指責科斯特洛，在警方搜查之前，伙同手下員工，賣空Avant!股票獲利。許多人甚至有生以來第一次賣空股票。

　　科斯特洛則辯稱，自己為了避嫌，早在突襲前幾個月，就清空了頭寸。為此，還虧損了30萬美元。

　　這個一手締造了Cadence的輝煌，曾在萬圣節扮演蝙蝠俠克星的男人，同徐建國一樣，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訴訟開始后不久，他便發起輿論戰，同華爾街分析師打電話，給Avant!客戶發郵件，告訴他們：

　　FBI已提起刑事訴訟，員工已成群結隊離開，Avant!馬上就會倒閉！

　　作為Cadence的支持者，美國著名技術作家丹·吉爾莫爾甚至拋出一個極具挑釁性的問題：“公司是否應該被處以死刑？”

　　但在換工作如同換襯衫的硅谷，科斯特洛并沒有贏得多少同情和支持。在“硅星人”看來，訴訟手段很LOW，靠創新贏得市場，才光榮！

　　很多當地的記者和客戶指責科斯特洛，利用法院，毆打弱小的對手。芯片制造商S3的一位客戶還給他發來一封言辭激烈的郵件，上面寫道：

　　“故意在法庭上搔首弄姿，你這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Mentor公司CEO沃利·里內斯評價：“這不過是兩個男人之間的爭斗！”

　　更多的人則認為，雙方都很骯臟，科斯特洛制造了一種令人抓狂的氣氛。“喬的立場是，他們偷了代碼，應該倒閉。但業界對此并不認同。”

　　連董事會、客戶和朋友，也都紛紛敦促他，放下執念。

　　徐建國更是不忘在《商業周刊》上補刀：

　　“我能理解，他們為什么更喜歡討論我，而不是Cadence……因為Avant!產品的性能大大優于Cadence。”

　　輿論的質疑、對手的嘲諷、身邊人的不解……令科斯特洛肝腸寸斷。萬念俱灰的他，最終在1997年離開了Cadence。

　　理由是，與Avant!之戰，令自己感到惡心！

　　科斯特洛的退出，并沒沖淡兩大EDA公司的火藥味。

　　1996年，在律師的建議下，Avant!采用“潔凈室”手段，重寫了涉嫌侵權的代碼，并將新一代產品命名為Aquarius。

　　徐建國和他的團隊，極力想洗脫這場官司和罪名，并宣稱，Avant!致力于以更先進的超深亞微米技術，來解決客戶最棘手的問題。

　　“我們希望Cadence可以將法律糾紛拋諸腦后，在開放市場中競爭。”

　　但Cadence認為，Aquarius不過是ArcCell的重命名版本，對Avant!窮追不舍。

　　事實上，自1995年底發起民事訴訟來，Cadence便不遺余力，尋求法院的支持，以禁售Avant!的相關產品。

　　更令徐建國生氣的是，1997年4月11日，圣克拉拉縣檢察官芬克爾斯坦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訴訟。

　　行動前，芬克爾斯坦通知了Cadence律師，卻沒有告之Avant!。

　　消息傳出的當天上午，Avant!股票短短三分鐘成交45萬股！此后幾個交易日，股價狂瀉50%。

　　這徹底激怒了徐建國，“我要為此戰斗至死！他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跟誰打交道。”一位高管事后回憶道。

　　憤怒的徐建國，不惜代價，組建了一支豪華的辯護夢之隊。

　　這些舊金山灣區最頂尖的商業律師，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焦土戰役，運用各種手段，先后讓三位法官離開。

　　徐建國還聘請著名媒體顧問，曾幫助克林頓度過白水門危機的馬克·法比安尼，發起了一場廣告戰。

　　這排山倒海般的陣勢，雖然有效阻擋了Cadence的進攻，但也僅僅只是阻擋和延緩。

　　畢竟，理虧的一方是Avant!。而Cadence也從沒打算放過它。

　　1997年9月，美國上訴法院判令Avant!，禁止銷售ArcCell系列產品。

　　一年后，Aquarius也遭到禁售。

　　即便如此，Cadence依舊不依不饒，繼續將目光投向Avant!的最新一代產品Apollo，甚至是更先進的下一代產品Astro。

　　更“難纏”的還有檢察官芬克爾斯坦，為了推進案情，他轉而采取大陪審團方式。

　　原告方的堅持不懈，令Avant!精疲力竭。整個2000年，徐建國目光東移，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了臺北和上海兩地，逐漸淡出硅谷。

　　隨著訴訟的推進，Avant!的情況變得越來越糟，雖然收入在增長，人才卻在不斷流失。

　　為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管理層決定：伏法認罪！一場持續了近六年的硅谷大案，漸入尾聲。

　　2001年7月25日，整個庭審進入最后的環節。

　　法庭上，圣克拉拉縣法官康拉德·拉辛大聲質問伍自立：為什么從雇主那里竊取數據庫？

　　伍稱，當時年輕，經驗不足，天真地認為，復制這些代碼并不構成犯罪。

　　已離開Cadence多年的科斯特洛，親自出庭作證，談到徐建國時，他情緒激動，忍不住調高音量、聲音顫抖。

　　“整個公司建立在一連串的謊言上，無一例外！”類似“叛徒”“謊言”等字眼，不斷出現在其證詞中。

　　最終，徐建國等六人，以及米奇·伊古薩，以不抗辯承認了罪行，公司被判處1.95億美元罰金，加上對個人的罰款，共計2.65億美元。

　　除徐建國外，其余幾人，均被判處一到兩年的監禁或緩刑。宣判當天，徐以心臟病為由，辭去總裁一職，隨后搬回了臺灣。

　　對于這樣的結果，科斯特洛興奮不已：“謝天謝地，太棒了！它發出一個強烈的信號，偷源代碼是不能容忍的犯罪！”

　　檢察官芬克爾斯坦更是宣稱：“對硅谷和軟件業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勝利！”

　　大仇得報的科斯特洛有理由高興，徐建國也得以全身而退，但兩個男人的執念之下，本該成為EDA行業雙子星的Cadence和Avant!，卻兩敗俱傷。

　　對Avant!來說，2.65億美元罰金，比其歷史上積累的利潤總和還要多！

　　不僅如此，庭審宣判后不久，另外兩大EDA巨頭Synopsys和Mentor，悄悄派人前往臺灣，密會徐建國。

　　經過一番激烈的爭奪，Synopsys以7.81億美元，拿下Avant!，創造了EDA歷史上最大的一筆收購。

　　由此，Synopsys成為橫跨前、后端的EDA軟件巨頭。

　　不久，Cadence痛失行業冠軍寶座。

　　一度瀕臨絕境的80年代EDA三巨頭之一的Mentor，也得以東山再起，重回三強之列。此后二十年，EDA行業的大格局得以確立。

　　有意思的是，當年那個發現屏幕異常的工程師杰夫·馬克漢姆，最后獲得了百萬賞金。

　　而曾經出賣了公司的天才伊古薩后來加盟SPC公司。但很快，SPC便被Cadence收購，伊古薩得以重回Cadence。

　　Cadence和Avant!大戰，在硅谷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卻又令人噓唏的一頁。

　　一家華人主導的EDA公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崛起為行業巨頭，創造了華人軟件業的奇跡。

　　但同時，它又以一種恥辱的方式落幕，給整個華人圈帶來難以估量的負面影響。

　　《商業周刊》曾經評價，這是硅谷歷史上最戲劇性的白領犯罪故事。

　　但僅以犯罪和恥辱來形容Avant!，顯然有失公允。

　　事實上，在Avant!后期，徐建國和他的團隊曾極力想擺脫早期抄襲的陰影，他們大力投資下一代技術。

　　在第三代產品Apollo中，他們集成了Jupiter等前端技術，差一點就在Synopsys之前，成為橫跨前、后端的EDA巨頭。

　　1997年通過收購獲得，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優化的時序驅動技術，更奠定了其領先的市場地位。到2001年，幾乎與Cadence平起平坐。

　　下一代產品Astro，在時序優化方面，比之前產品快30倍，以至被Synopsys收購后，成為后者的主打產品之一。

　　即便早期的ArcCell，根據Cadence當時聘請的專家評估，145萬行代碼，也僅有幾千行代碼涉嫌侵權。其余大部分代碼，均為Avant!的心血之作！

　　法院的判決，也不支持Cadence對Avant!下一代產品Apollo和Astro的禁售訴求。爭議主要集中在ArcCell的數據庫代碼上。

　　在那個IP觀念還很淡薄的年代，對與錯之間并無明確的界限。有時，在利益的驅使下，難免走得太遠。

　　Avant!剽竊了蓋地基的幾塊磚頭，但不可否認，其技術是先進的，也因此才贏得摩托羅拉、朗訊、TI、AMD等眾多大客戶的信賴。

　　尤其在徐建國任期內，Avant!連續30個季度實現財務增長，成為EDA歷史上增長最快也最賺錢的公司之一。

　　對此，其競爭對手、Get2chip公司CEO伯納德·布勞恩曾評價：

　　“Avant!是一家擁有強大產品的公司。有些人犯了錯，不得不付出代價。但如果說，僅僅因為偷了一些代碼就成功了，那肯定是不對的。”

　　作為唯一出庭作證的華裔人士，徐季平痛心疾首道：

　　“Avant!是1300多名科學家、工程師共同打拼的結果，他們的心血不應該被忽視！”

　　徐建國和Avant!身處硅谷歷史上，一個沸騰而激動人心的大時代。無數技術天才，在摩爾定律的推動下，不斷創造著奇跡。

　　華人在其中留下了璀璨的篇章。

　　除徐建國外，黃炎松曾是Cadence的前身——ECAD公司的聯合創始人，南寧曾在Montor擔任副總裁……

　　他們和締造了Avant!奇跡的那批人一樣，用實力向外界證明了，華人在EDA編程方面一點也不弱！

　　如今，那個屬于硅谷的激蕩年代，已漸漸冷卻。

　　但在大洋彼岸，一種想要改變世界半導、 體產業規則，進而掌控自己命運的激情，卻如海嘯般激蕩在14億人心間。

　　幾千億國家大基金、數十萬專業人才，正涌入半導體產業，其中就包括最上游也是技術最尖端的EDA領域。

　　中國工業軟件的春天，來了！

　　1、 《阿凡提：一個硅谷叢林的故事》2001年

　　2、 Sold Short: Uncovering Deception in the Markets，Manuel P. Asensio，Jack Barth，2001

　　3、CASE: Cadence Design Systems and Avant!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