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北京優良天數共計226天，約占全年62%，比2016年增多28天。京津冀地區冬季晴空萬里，一度“霸屏”朋友圈。
政府正極力扭轉“聽天由命”的境遇。據統計，北京近五年在燃煤鍋爐清潔能源改造、農村散煤治理、老舊機動車廢轉出等方面的完成總量約是過去十年的總和。國務院2013年啟動的《大氣十條》讓相關部門“壓力山大”，大氣污染防治的力度正逐年加碼。可以看到，扭轉環境惡化，提高環境質量是政府目前切實推進的重要工作。
以北京為例，“2016年四環內‘無煤化’改造時，海淀區花了大概3個億才改完一個‘城中村’，而散煤治理花費遠不止此”，部門負責人表示。“今年這樣的村莊更多，至少在朝陽區就有4個”。除此之外，中央財政近五年間累計安排人工影響天氣補助資金高達11.66億元。
能源轉型
當藍天不再是百姓心中的奢侈品，這份“藍天大考成績單”能否持續下去，成為民眾心中的“企盼”——未來幾十年間，煤炭仍將在中國能源消費中占很大比重，面對愈漸回暖的煤炭行情，電力工業部門煤耗量陡增的焦灼趨勢，北方的湛藍天空還將留存幾時？
在第四屆“中國煤炭消費總量控制與能源轉型國際研討會”上，國際環保機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牽頭發起的中國煤控課題組對癥下藥，為國家能源轉型方案精準“診脈”。
“散煤”進行時：3年減少2億噸
2017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首次設定了與煤炭消費總量有關的約束性指標，報告明確指出：到2020年，煤炭消費比重將降低到58%以下，煤電機組供電煤耗達到310克標準煤/千瓦時以下。
同時，2017年更是“大氣十條”第一階段收官考核年。經過五年努力，2017年全國365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為44.1微克/立方米，相較2016年的46.2微克/立方米下降4.5%；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的PM2.5平均濃度分別為64.6微克/立方米，44.7微克/立方米，34.8微克/立方米，相較2013年分別下降39.2%，33.3%，26.0%，超額完成“大氣十條”規定的具體指標。
2018年1月3日，北京市環保局通報，北京市以58微克/立方米的PM2.5年均濃度值，圓滿完成了“大氣十條”的任務目標，這無疑體現出國家對于把控環境質量的決心。“生態環境特別是大氣、水、土壤污染嚴重，已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扭轉環境惡化、提高環境質量是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是‘十三五’時期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推進的一項重要工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指出。
中國煤控課題組發揮首創精神，將生態紅線約束條件應用到了能源系統情景分析中。課題組通過研究分析空氣、水、土壤以及碳排放的約束值，采用耦合系統模型，得出相應的煤炭消費數據，進而倒逼中國能源結構轉型。根據中國統計局公布的數字顯示，中國煤炭消費量在2014年首次下降2.9%后，于2015年和2016年分別降了3.7%和4.7%。
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踐行，也體現在經濟增長和二氧化碳排放減少的脫鉤關系中。2013至2016年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高于其他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增長水平。而據中國能源部門的相關數據顯示，同期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下降趨勢。
“散煤治理”始終是煤炭綜合治理的首要難題。”在源頭端，散煤硫分、灰分較高，煤質較差；在使用端，燃燒效率較低，使用設備單體體量小且分散使用；在排放端，往往是直燃直排，屬于低矮面源，沒有或缺少環保處理設備，使得污染排放強度比較高，對空氣質量影響較大，同時嚴重危害著公眾的身體健康”，《2017年中國散煤綜合治理調研報告》對散煤定義進行了定性表述。
民用爐具燃煤和中、小鍋爐等年散燒煤用量，以及公共機構、工業小窯爐以及其他尚未統計或尚未識別的散燒煤數量尤為龐雜，難以精準統計。
隨著“2+26城市散煤治理工作”的進行，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各界，對散煤治理投入的力量都比較大。中國煤控項目提出散煤2020控制目標，即力爭減少2億噸，在2017年力爭達到減少7000萬噸的目標。
氣代煤、電代煤、可再生能源替代以及潔凈型煤和適配爐具是民用散煤治理過程中的主要方式。管網的覆蓋程度決定著替代燃燒散煤的方式選擇：“煤改電”適用于管網無法覆蓋的分散居住的地區；而“煤改氣”比較適合管網可覆蓋、集中居住的城鎮；分散的農村則適合宜管則管、宜罐則罐的原則。
“因地制宜，多能互補”是利用可再生能源時的重點考量因素。“到2020年，建成若干秸稈氣化清潔能源利用實施縣，實施區域內秸稈綜合利用率達到85%以上，有效替代農村散煤”，國家發改委、農業部和能源局在2018年1月聯合公布的《關于開展秸稈氣化清潔能源利用工作建設的指導意見》中明確指出。
由于民用散煤治理存在顯著的時空分布差異，替代能源的供需也存在季節性矛盾，未來天然氣調峰壓力會逐步加大，潔凈型煤供應也會存在產能產量無法均勻釋放的問題。這其中，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依賴補貼，經濟性已經成為替代的主要瓶頸。
中國“清零散煤”的決心得到國際社會的全力支持。2017年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宣布已批準一筆2.5億美元的貸款，用于北京建設覆蓋大約510個村莊、連接大約21.675萬戶家庭的天然氣輸送管網等工程。
“中國承諾削減煤炭依賴，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環境質量。亞投行堅定地致力于幫助成員國達成其環境和發展目標，特別是在巴黎協議的承諾下，首次參與在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并幫助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
工業控煤朝何處“使勁”？
實體經濟體系供給質量仍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攻方向，“繼續堅持‘三去一降一補’這五個重點任務，在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這幾方面，很多都發生在高耗能領域”，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限制高耗能部門產能產量過快增長，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經濟替代，對出口結構進行優化，成為控制煤炭消費總量的核心任務。
在過去幾年中，部門煤控的碩果顯著，主要的耗煤行業產量已經普達到峰值，有些行業甚至已進入下降階段。鋼鐵、煤炭行業都超額完成了去產能目標，火電、水泥一些行業的能效水平均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017年煤炭行業去產能1.5億噸年度目標任務已經超額完成，兩年間共同退出煤炭產能累計超過4億噸。鋼鐵行業數據顯示，近兩年我國已壓減鋼鐵產能超過1.15億噸，2017年全年鋼鐵去產能6500萬噸的任務也已超額完成。
此外，電力方面的節約能效更為突出。在“十三五”期間的后三年，大部分行業的預計用電需求呈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態勢，期間通過需求側管理可節約900億千瓦時。
整體煤控戰略實施的關鍵在于因地制宜，著眼于主要矛盾，故京津冀及其周邊地區（晉魯豫）的煤控工作不容小覷。
地方試點根據2017年煤耗占比59%的目標，制定各省市的相應煤耗占比目標以及落實措施。作為中國大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京津冀區域PM2.5濃度比全國年均水平高出40%以上。煤控課題組由此選擇了山西、河南兩省強化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煤控工作的示范，特別是加強京津冀及其周邊地區的2+26大氣污染傳輸通道城市的污染減排。
作為“煤炭大省”，山西省的煤炭消費占比高出國家水平的20%，但其在煤炭減量化領域成為當之無愧的“模范兵”。電力行業和焦化行業的煤炭消費量，占山西耗煤比重的60%以上，與居民生活用煤占比不足5%的境遇形成鮮明對比。為應對此境，山西省從源頭把控煤炭質量：由生產端入手，提高煤炭的入洗率，為全社會提供高品質煤。在流通環節中，政府強化對劣質煤的管控，包括高污染燃料禁燃區。在消費端主要針對用煤大戶，火電行業進行超低排放改造。
據課題組調研，目前山西30萬千瓦及以上的電廠基本上已完成改造。在清潔利用的基礎上，山西尤為關注的是煤炭減量化，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2017年上半年，山西的GDP增速為6.9%左右，戰略性新興產業1到10月份是7.7%，旅游行業是26.9%，山西特色旅游業的迅猛發展展露出良好態勢。
農業大省、人口大省、新興經濟大省和工業大省均被視為河南省的傳統特色。2015年河南省煤炭產能為2.24億噸，煤炭消費總量23719.93萬噸，其煤炭消費主要集中在電力、供熱，以及焦化行業，占比高達60%以上。在“生態紅線”的約束原則前，河南省控煤基于空氣環境質量改善、應對氣候變化、水資源約束等諸多約束條件，采用“短板效應”確定河南省的煤控目標為2020年煤炭消費總量比2015年下降15.7%，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2億噸。
河南省煤控項目課題組全程跟進全省“十三五”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工作方案制定，課題組研討形成的煤控目標、任務分解、政策措施等相關成果均成為全省“十三五”煤量控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據。
2016年12月，國家發改委原則同意并支持武漢建設國家中心城市。武漢作為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軸心城市，也在控煤工作中表現不俗。城市煤炭消費總量數據顯示，2011-2016年間，武漢市煤炭消費總量呈現先增加后減小的基本趨勢；煤炭消費年均增長率由2012年的4.29%逐漸減小到-2.61%。
另一方面，武漢市大氣污染物濃度也呈整體下降趨勢，其中PM10和PM2.5從2013年以來分別累計下降25.80%和39.6%。空氣質量、碳排放達峰生態紅線作為武漢市約束條件，最終確定以2020年煤炭消費總量2061萬噸標準煤作為武漢市煤控目標。
中國成為“綠色金融”領導者
“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的重中之重。中國政府堅持經濟發展與環境改善并行，積極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打造出一條自己的能源綠色發展之路。
在未來，我們將如何實現綠色低碳循環發展？
“一個全方位的變革至少需要從三個方面做好準備”，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經濟學家劉世錦認為。政府首先要轉變經濟發展理念，把“綠色”作為重要內容指標，并在政府的發展目標、業績考核、政績評估過程中充分體現。
其次，政府需要變革價格激勵體系，糾正過去單純的價格、財稅等政策措施。最后，我們需處理好生態資本核算的問題。“只有解決了可核算、可評估、可交易、可貨幣化、可市場化的問題，才能使綠色發展形成一種經濟效益，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劉世錦特別強調，綠色發展不是服務于少數人的奢侈品，應當惠及全體人民，使得全球經濟發展更具可持續性與包容性。
“中國在綠色金融的發展上起了引領作用，中國綠色債券從2015年底開始發行，現在中國發行出來的綠色債券余額，2016年發行了200多億人民幣綠色債券，占到全球綠色債券40%，已經是全世界第一大綠色債券市場”，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馬駿認為。
能源轉型是綠色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而綠色發展也對中國的能源質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十三五期間是能源轉型的關鍵時期，在落實能源轉型過程中要努力克服三個難點”，國際環保機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高級顧問楊富強指出。楊富強進一步闡釋了難點所在，
“第一，政府要繼續轉變思路，出臺新的政策扶持能源轉型；
第二，能源領域要放棄陳舊的思路，要認識到中國煤炭消費的下降，是一個長期的不可逆的基本趨勢，要做好充分準備；
第三，要做好保護環境以及保護公眾健康的工作，扎實建設生態文明，這是關系到人民福祉和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
據2018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信息，我國非化石能源發展已經領跑全球，新增裝機規模占全球增量40%左右，是歷史上增速最快的黃金期。長遠來看，中國能源轉型務必擺脫對煤炭消費的依賴、跨越石油時代，實現真正的綠色可持續發展，擁抱新能源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