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能源革命及綠色低碳清潔能源體系發展，是我國新時代能源發展的重要突破點。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實現高質量發展，要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型發展轉變、由依靠投資拉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由高耗能高排放向綠色低碳轉變、由行政化管控向市場化運營轉變、由主要依靠國內向提高全球競爭力轉變。

　　一是新時代能源發展要由要素驅動轉變為創新驅動。大力加強技術、管理和商業模式等創新，大力推動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加快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行業技術標準引領能力，讓創新成為發展的第一動力，以降低可再生能源投資和運維成本，因此，要深入研究和突破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實施以技術為支撐的能源轉型政策。總體上看，未來能源行業將逐步與大數據、虛擬發電廠、智能電網、物聯網、共享經濟和區塊鏈技術、數字技術融合，能源的發電成本將不斷下降、能源投資重心向綠色清潔化能源轉移，產業結構和能源消費結構進一步優化。中國在《能源技術革命創新計劃（2016-2030）》中對可再生能源、先進儲能、智能電網等技術都制定了發展路線圖，技術創新已經成為未來能源轉型的重要戰略支撐。

　　二是新時代能源轉型發展要充分考慮我國歷史條件的約束，著眼于現有能源體系的整體協調發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契機，提升能源行業整體價值創造能力和市場競爭力，讓協調成為中國能源轉型發展的內生特點。

　　盡管非化石能源成為世界能源轉型與發展的方向，但中國的能源結構中石油天然氣比重仍然偏低，特別是天然氣行業正處于黃金發展階段。做好新舊能源產業的協調發展將是能源轉型長期面對的問題，要在保障能源安全與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之間協調和平衡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油氣能源體制改革提出要全產業鏈協調發展，通過進一步完善競爭機制，推動競爭性市場的建立，提高產品供給質量和效率，提升行業整體價值創造力。從區域看，我國西部能源密度比較高，東部是耗能密度、負荷密度比較高，存在區域分布不平衡。我國的現實情況是主要靠西氣東輸、西電東送、北煤南運等大型長距離運輸工程來解決，未來也可考慮有效利用中東部的天然氣和可再生能源，推動分布式能源的發展，讓中東部地區成為能源的消費者和生產者，從而緩解能源區域間發展的不平衡矛盾。

　　三是提高能效，發展可再生能源是新時代能源轉型主要路徑。為此必須調整產業結構，限制高耗能產業發展，繼續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提高能效是能源結構改善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能效提高了5倍，能源結構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能源強度仍然偏高，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5倍，是日本的4.9倍，還有很大改進的空間。提高能效必須要調整產業結構，要限制傳統重工業和高耗能產業的持續擴張。比如，我國長期以來對房地產行業的依賴，又帶動水泥、鋼材等產能的大規模發展，但其中包含著大量的資源浪費。另外，房屋建設質量和地方大量住房的空置率加大了能源消耗強度，需要加以改進。在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集聚化過程中，產生了城市霧霾、堵車、垃圾圍城等問題，因此，要建立真正適應人居的友好城市，擺脫傳統工業化發展的路徑。

　　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國能源轉型的主要目標，主要發達國家都在加快向太陽能、風能及生物質能能源轉型進程、提高能源安全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從全球趨勢看，發電成本的持續下降是世界能源發展進入新時代的重要信號，風力和太陽能光伏發電已經成為可再生能源投資的兩個主要領域。我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規模增長速度很快，太陽能和風能發電設施將取代傳統發電廠成為電力系統的支柱，因此需要更為靈活的供需雙向匹配。隨著分布式能源和電動汽車的興起，智能電網技術成為推進可再生能源大規模應用的主要方向之一，目前主要發達國家將基本完成智能電表的升級，發展中國家市場也在興起，逐漸成為電力消費的新模式。

　　四是新時代的能源轉型需要制度上的根本保障。既要發揮市場的內生活力，又要發揮政府在各種財政、金融、稅收等政策制定中的作用。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況，需要借鑒國際經驗，完善創新驅動包括科技創新、管理創新、金融創新等手段，建立激勵相容的制度安排，不斷完善立法并加強監管，構建高質量的綠色低碳的現代能源經濟體系。

　　因此，要加強作為事前性制度安排的政府監管，和法律制度進行互補，有效保障能源的轉型發展。在這個意義上，應該說，制度完善與創新是新時代中國能源轉型與發展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