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消納市場”問題潛在涉及到電網擴容與新的輸送通道建設，其一旦建成，在很大程度上將固化電力流格局，從而影響市場的物理范圍與結構。
電力需求形勢放緩以來，關于“省間壁壘”的話題再次成為熱點。資源富集地區的外送電，特別是水電與可再生發電面臨著消納困難，電力所謂“消納市場”問題的解決非常迫切。這一問題在政治與社會層面已經引發了巨大的關注，猶如當年的二灘與三峽消納問題一樣。并且，這一問題潛在地涉及到電網擴容與新的輸送通道建設問題，其一旦建成，具有網絡效應，很大程度上將固化電力流格局，從而明顯地影響市場的物理范圍與結構。這使得各種運行與建設問題摻和在一起，頗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覺。
雅中直流(雅礱江中游電站送出工程)，即四川水電第四回外送通道建設即是目前一個爭議的焦點，涉及到了中央政府、四川與江西兩省政府，以及電網公司與發電方、用電方之間的互動與博弈，因而難以達成一致。
本文中，作者無意討論這種爭論的細節，而主要從我國電力系統的運行（給定既有的電網體系）特征來分析這一體系中存在的整體的效率問題與各個主體的分布式影響(distributionalimpact)問題，從而為理解為何難以達成一致提供啟示，進而提供潛在的解決方案。
所謂的‘消納”問題、“水電受端市場”都是不應該存在的偽問題。市場的開放性與統一性要求這些新的電源首先并入當地電網，在本地首先平衡，然后以“網對網”的方式外送才是符合整體經濟效率的。這將潛在地減少“雙輸”以及無謂的效率損失的問題。當然，這一解決方案并不容易，因為它需要克服整個系統運行多年的路徑依賴，告別“基荷偏好”，提升運行水平，需要更大程度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停止根據電力來源給電力“劃成分”，需要在本質上變革調度模式。因此，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氣、詳盡的機制改變與政策設計，以及可管理的從舊范式到新范式的轉型安排。
省間壁壘還是強買強賣
2017年11月中旬，國家發展改革委與國家能源局印發了《解決棄水棄風棄光問題實施方案》的通知。通知稱：“具備可再生能源電力消納市場空間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結合跨省跨區輸電通道尤其是特高壓輸電通道能力積極接納區外輸入可再生能源電力,主動壓減本地區燃煤發電，為擴大可再生能源利用騰出市場空間”。這頗讓人疑惑，不提價格，籠統的讓煤電為“遠處輸過來”的外來電讓路，比如出現寧愿不用本地0.25元/度的火電，而用存在0.15元左右輸電成本、總成本可能超過0.4元的外來電，這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最高基本原則如何得到尊重？這種“倡議書”式的政府文件，其嚴肅性何在？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全社會受益的事情，但是將發展可再生能源的目標轉變為可以操作的機制與政策，那是政府的責任。除非存在法律法規規定（比如可再生強制性配額），這并不是用電用戶的義務。這種對電力用戶自由選擇權的干預，是否涉嫌道德指責？
清潔低碳不是電力用戶的義務與責任，具有在符合法律義務前提下自主決策的權利。由于輸電成本的客觀存在，過長距離的輸電往往在相當情況下缺乏經濟競爭力，不需要也不應該優先。
市場的要義是根據價格排序，而不是其他標準，特別是各種含混的標準。“省間存在壁壘，寧愿用本地臟的煤電，也不用外省的清潔的可再生電力”。這是一種非常具有誤導性的、道德指責式的對問題的描述，也是電力對于用電的均一性質缺乏認識。
電力外送過去存在的問題
原國家電監會報告指出，2009年底湖北缺電，江西組織的臨時送湖北交易，實際上是三峽送江西電量直接改送湖北，江西則在省內掛牌向火電企業采購電量。而事實是：該部分電量并未出省而是由江西自行消納，交易量與三峽送入電量進行了對沖。湖北作為三峽所在地，挨著大電廠卻用不上便宜電，反而出現了用電緊張的問題。
從直觀上與理論上，電力的使用要在經濟上實現總體效率最優，或者系統成本最小，應該立足于本地統一市場與首先平衡，在本地富余的情況下，以“網對網”的方式外送，從而彌合兩個區域的電價差異，促進整體經濟剩余的增加。而我國的這種長距離基荷外送電，成為一種完全不考慮本地平衡與需求動態的“大飛線”式外送，人為割裂成了本地市場與受電端兩個市場。這給送出地造成了效率上的無謂損失。而這種損失，從三峽等工程的經歷來看，主要由本地用電用戶承擔了。
那么，這種長距離外送的目標端就受益了嗎？有可能，但是有時不一定。因為輸電成本的客觀存在，長距離外送的落地電價甚至有時超過本地煤電標桿電價。
此外，如果考慮到供應穩定性風險，那么目標端還有可能變差。典型的比如水電，存在明顯的豐枯差別以及預計出力上的誤差。這種情況下，如果水電業主發不出承諾的電力出力，那么這一“自然波動”風險在目前的情況下就完全轉嫁給了用電方，造成其福利變差。
這種情況，頗有點類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與合作者在1984年文章中模擬的貿易在供應不確定性條件下導致雙輸的結果。形成這種雙輸的局面，系統缺乏經濟效率的平衡方式（體現為僵直外送，割裂統一市場）以及供應客觀上存在的不確定風險是兩個重要原因。
縮短雙方合同的周期
從操作層面來看，合同的周期過長（往往以年為單位），剛性執行又是雙方均有所忌憚的不靈活，是造成這種無謂效率損失的重要原因。在各種因素急劇變化的情況下，用電方的主要方式是往往不簽訂合同，即使它的價格可能是更有優勢的。這也在某些情況下是可能的，是面臨不確定性情況的風險規避行為。這的確可以認為是存在“省間壁壘”，寧愿用貴的，也不用便宜的，因為便宜的并不足夠穩定可靠可持續。過去的一些爭議，往往聚焦在于“要不要擴大消納范圍”，簡化為一個二值問題，而很難達成協議；判斷是否存在“壁壘”的標準應該是“資源優化配置”，而不是將“擴大消納范圍”的手段當做目標。
解決省間壁壘的方式是更加靈活的處理雙邊合同，而不是用行政指定等方式，“搞定”、“擺平”各相關方，進一步固化更長期的合同。需要的是基于雙方自愿的在某些情況下的”擴大消納范圍”，而不是一擴大就需要受電方全年全天候一個價格接受電力。對于用電方而言，需求低谷時期（比如夜間）的電力價值是很低的，為零，甚至是負的。
縮短的合同周期更有利于雙方合同的達成。但是這又涉及到整個體系調度運行方式的改變——是局部先平衡，還是跨省跨區計劃或者輸電先確定自由量裁式的計劃而作為邊界條件；系統的運行分辨率是否足夠體現本地的需求變化。
地方政府的戰略性行為
2005年電監會監管報告指出，“四川為水電大省，需要大量調峰電源，但是經濟激勵措施不夠，燃煤機組調峰缺乏積極性。2014年，實際運行中燃煤機組最低負荷均高于50%，不及行業一般水平，間接影響了水電消納”。
這無疑是四川省政府基于各主體影響考慮的戰略性行為。為了照顧本地的煤電，而不用更低成本（已建成的水電，投資成本已經沉沒，近乎零成本）的水電。當然，這一扭曲是本地的電力消費者來買單的。
目前，電力總體上過剩，因此，四川本地政府的另外一個戰略性行為，就是在大方向上拼命爭取電力外送，而不問其合理的方式問題。
而在江西方面，本地電源的市場份額無疑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但是，其戰略性行為的動力要小于送出省份，因為畢竟本省的用電用戶也是必須考慮的一方面，而不僅僅是發電電源。所謂江西“為了本地電廠不接受外來電”的動機猜測，應該是沒有抓住重點。外來電不便宜，不穩定，應該是其最主要的顧慮。
送出電力業主的戰略性選擇
這個問題拖著懸而未決，的確是各方面的損失，特別是水電與外送電業主。在整個體系中，這部分業主往往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不關心整個體系是否有效率，而只關心自己的電有沒有市場與出處。
就雅礱江水電外送問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董事長王會生曾表示，對投資方而言，發出的電只要送出去了，任務就完成了。送哪里并不重要，江西也好，江蘇也好，對投資者并沒有太大影響。就是這一戰略性選擇的集中表現。
從整個體系來看，送出業主無疑是需要更積極的。起碼，理性的水電廠商應該建議建立本地波動性市場（枯水期或者出力不及預測，價格上漲，從而形成對供應波動風險的保險），首先參與本地統一市場平衡，而不是一味擴大外送。這在割裂市場的同時，綁定在特定的線路基礎設施上，極大地降低了自身的談判能力，為人為壓低價格、甚至低于本地上網電價埋下了風險。
嚴防基于清潔概念的道德指責
在這一“壁壘”問題的爭論中，需要格外防止各種似是而非的“道德指責”，特別是以所謂的“清潔”概念。清潔的價值不是無窮的，消費者也沒有對來源清潔不清潔的電力區別對待的義務與必要。
道德評價與對（電力）市場保持開放性與自主選擇的漠視，試圖影響人的正當決策自主權，其潛在危害甚至要大于高度計劃時期的中央政府集中安排。后者起碼是個有效的體系，并且有自我節制與大鍋飯的有效機制（有無效率是另外一個問題），而這種道德指責會進一步扭曲割裂市場，為更大程度的自由量裁，特別是系統調度的戰略性行為提供土壤。
在雅中直流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協調者的中央政府，并沒有選邊站，這必須給與明確地大大地點贊。當然，還可以做的更好的是，站在整體經濟效率的一邊，更加積極的界定何為“顧全大局”，以正視聽。
衡量是否顧全大局的標準應該是何種的安排是總體經濟效率最優的。“本地平衡優先、網對網外送，從而建設形成統一市場”應該是基本的原則，是顧全大局的表現。
小結
一個合理政策的標準，從總體效率理論上，可以分成帕累托改進——有些人變好了，而至少沒有人變壞；社會效率改進——有些人變好，有些人直接受負面影響，通過變好產生的轉移支付可以消除這種負面影響。而基于公平性的原則評價一個政策是累進的還是累退的，也取決于這個政策是否對最窮的人產生了負面影響。
外送電的政策，需要起碼是一個社會整體效率改進的政策。只有這樣，才可能有足夠的剩余去補償哪些損失者。否則，不如不外送，特別是對于本地發電商還有遠端用戶。本地消納不了，那不是一個一以貫之的大一統結論，需要更高時間分辨率的認定。近日，云南甚至出現了僵化外送安排下的用電緊張局面。
目前僵局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供需雙方都需要更加靈活的安排，而不是進一步固化安排，從而物理調度上都很不靈活。而跨省跨區的長距離長期輸電安排，交易時間尺度過粗，存在基荷偏好，從而使得交易達成協議困難。取消這種長期僵化的安排甚至還存在著“帕累托改進”的空間，消滅“雙輸”——送出地方受益（比如本地用戶降低的電價），其他地方也沒有變壞的選擇——接收方本地發電也并不貴，而且穩定性更好，無風險；電網理論上是以成本核算輸電價的，輸不輸長期一個樣。
“本地平衡優先、網對網外送，從而建設形成統一市場”是改變這種僵局的終極解決方案。物理調度與財務交割完全是兩個問題。即使財務方面有長期合同規避風險的安排（如果有供方與需方可以達成協議），物理上也無須這樣執行。
這系于我國正在進行中的電力體制改革，特別是調度運行體系的透明化。前途光明，我們當有理由報以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