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日前撰文介紹了蘋果公司在中國發展，以及全球最大的iPhone生產基地在鄭州落戶的過程，以下為原文內容：
在鄭州的一個海關中心，裝運貨物的箱子高高疊起，形成了一個迷宮，政府工作人員身穿筆挺的制服，在這個迷宮里忙著點數、稱重和掃描。沒有標記的卡車排起了將近兩公里的長龍，這些貨物最終會運往北京、紐約、倫敦和其他目的地。
這座現代化設施是專門為蘋果的產品服務的，修建于幾年之前。蘋果不僅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也是中國境內最大的零售商之一，而該公司最賺錢的產品就是iPhone。
《紐約時報》對工廠工人、物流人員、稅務專家、蘋果公司前高管和現任高管進行100余次采訪，了解到了全球最大的iPhone工廠在鄭州享有怎樣的特別待遇、稅收減免和補貼。這些優惠可以折算成數以十億計的美元。
筑巢引鳳
鄭州有600萬人口，這里富士康工廠每天最高可以生產50萬部iPhone。一些人現在把鄭州稱作“蘋果城”。
當地政府不僅為富士康提供了逾15億美元資金修建工廠設施和員工宿舍，而且還專門鋪設了道路，修建了發電廠。
政府還分擔了這座工廠的部分能源和運輸費用，幫它招募流水線工人。如果工廠達到了出口目標，政府還會提供一筆獎金。
所有這一切都是圍繞著iPhone的生產進行的。鄭州官員說，這叫做“筑巢引鳳”。
中國為國有企業提供補貼一向遭到了美國官員的詬病，說這會讓獲得補貼的國有企業在全球市場上擁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但鄭州的做法表明，中國也在盡其所能地吸引跨國公司到中國投資建廠。
地方官員們大力招商引資，希望為本地創造工作崗位，推動經濟增長。在這方面，其他國家也是大同小異，美國的各州各市同樣也在爭奪企業的青睞。而跨國公司面對著股東和消費者雙重壓力，要在全球化時代不落于人后，就必須打造一條充分利用全球資源的供應鏈。
中國“筑巢引鳳”的對象通常是跨國公司的代工廠，而不是跨國公司本身。
戴爾、惠普、三星等企業紛紛到中國開廠，就是希望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利潤率，在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中國爭奪市場份額。很多跨國公司都需要依靠富士康這樣的當地代工廠來達成這個目標。
蘋果來到中國的時間比很多科技公司都晚，但如今它將近四分之一的銷售收入都來自中國市場。而且蘋果的利潤率在行業里也是拔尖的。中國對美國科技企業有多重要，特別是對iPhone的生產銷售有多重要，從鄭州這家工廠就可以看出來。
一部32G的iPhone 7生產成本是400美元(約2800元人民幣)，在美國的零售價約為649美元，簡單算一下就知道蘋果利潤有多高。調研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數據顯示，全球智能手機產業90%的利潤都被蘋果收割了，而iPhone的銷量僅占全行業的12%。
富士康是蘋果的最大供應商。而蘋果也是富士康的最大客戶。富士康在爭取鄭州政府優惠政策的談判中握有大量籌碼，而鄭州政府也在基礎設施、勞動力、稅收、出口等方面為富士康提供了特別的優惠和幫助。
基本上可以說蘋果是富士康鄭州工廠的唯一客戶，而全球約一半的iPhone都出自這座工廠。
蘋果的壓力
如今全球化正在遭到越來越大的抵制力，美國和中國都盯著蘋果這樣的大型跨國公司。
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已經表示要打擊那些將工作崗位搬到國外的美國公司，要對它們賣回美國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在這種時候，特朗普常常會以蘋果為例，表示要讓該公司把制造環節搬回到美國。
而美國科技公司可能會給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多大的影響，這也在中國引起了一些人的警惕。何況中國不想僅僅當個“世界工廠”，目前正在努力扶植自己的科技巨頭。就在幾年前還受到中央鼓勵的補貼政策，現在已經面臨著要被砍掉的可能。幾十年來一直備受關照的大型出口企業，如今似乎有了些失寵的感覺。
2016年年初，蘋果的iTunes Movies 和iBooks Store在中國推出僅僅六個月之后，就被監管機構責令下線。蘋果還因為避稅在中國吃了罰單。之前iPhone 6還在中國遭到國家安全審查，導致發售時間被延期。
為了應對這種局面，蘋果正在忙著開展“外交活動”。2016年8月蘋果CEO庫克訪問中國。不久前，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廈召開“硅谷大佬峰會”，庫克也前往參加。
就像很多跨國公司一樣，蘋果也有一個巨大的全球供應鏈，它涉及很多公司和國家，其中各有各的特長和優勢。iPhone是由很多復雜的部件組裝起來的，這些部件的生產商遍布全球各地，中國完成的是其組裝工作，所以蘋果給所有這些國家都帶來了就業機會。該公司曾表示，iPhone為美國提供了200萬個工作崗位。
難以復制的優惠政策
從鄭州蘋果城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不僅僅提供了勞動力，還提供了其他地方難以復制的優惠政策。而這些政策貫穿了iPhone生產的整個過程。
富士康只要達成出口目標，就會獲得政府獎金。在生產iPhone的前兩年里，這種補貼總共達到了5600萬美元。
富士康在那期間生產了數千萬部iPhone，如果把獎金平均到每一部iPhone上，金額好像有點微不足道，但是積少成多，政府給予的財政支持累積起來就是一個大數目了。
鄭州政府不僅免去了富士康前五年的公司稅和增值稅，第二個五年的稅率免去一半，而且還允許富士康少交員工社保和其他費用，少交的錢最高一年可達1億美元。
此外政府在保稅區里處理海關業務。這種保稅區被視為“海外”，使用的是不同的進出口規則，這樣一來，蘋果就可以能加方便地把iPhone賣給中國消費者了。
蘋果和富士康的淵源
上世界80年代，康柏、戴爾、惠普這樣的美國科技巨頭為了降低成本，把生產環節從美國移到海外(主要是亞洲)。但蘋果沒有這么做，因為喬布斯認為必須把軟件開發和硬件開發緊密結合起來。
蘋果不僅沒有關閉工廠，還決定在科羅拉多、德克薩斯和加州興建高度自動化的工廠。
1984年，蘋果在加州開設了一座Macintosh電腦制造工廠，喬布斯宣稱，“這是一款美國制造的設備。”
但財務問題讓蘋果不得不改弦更張改。90年代中期，Mac銷量暴跌，蘋果開始嘗試外包生產環節。喬布斯1997年回到蘋果后，讓剛剛從康柏跳槽到蘋果的庫克制定具體外包方案。
就這樣，蘋果逐步把生產外包給富士康。富士康當時已經是康柏、IBM和英特爾的代工廠。在把生產外包之后，蘋果得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長項設計和營銷上。蘋果先設計出新產品，然后由富士康設法以較低的成本進行量產。
“富士康擁有出色的制程工程師，并且他們也愿意投入巨資，與蘋果共同發展，”蘋果的前高管喬·奧沙利文(Joe O’Sullivan)說。
2001年，蘋果在推出iPod后銷量激增，而富士康的實力也增長到了可以滿足蘋果對生產的各種要求。富士康工廠不僅可以快速制作樣品、提高產量，還可以在高峰期招募到大批工人。
富士康的創始人是臺灣億萬富翁郭臺銘，多年來，他頻繁前往大陸，與中央和地方官員會面，為生產蘋果產品爭取補貼、平價土地、工人和基礎設施。
“富士康能發展到這么大的規模，原因在于郭臺銘。他說過，如果他要建廠，中國政府會給他提供部分建廠資金。隨著蘋果的生意越做越大，郭臺銘的實力也與日俱增，別人再也無法和他一爭高下。” 蘋果前高管托尼·法代爾(Tony Fadell)說。
2007年第一款iPhone推出后，富士康打算擴大生產規模，在中國各地考察新廠選址，結果引起了各地官員的激烈競爭。
最終鄭州政府提供的優惠政策打動了富士康。雙方簽訂協議僅僅數個月之后的2010年8月，鄭州工廠的裝配線就開始投入運行。就這樣，中國政府將該國中部一片貧瘠的平原地帶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工業園。這樣的表現也獲得了蘋果前高管的點贊。
在中國制造，在中國銷售
蘋果最初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基本上就是一個低成本生產基地。但后來中國迅速躍升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之一，擁有10多億的潛在客戶。
蘋果一開始向中國消費者出售產品的時候，還必須從香港繞個彎。
1980年代中國開始對外開放之后，政府設定了經濟特區，目的是鼓勵制造業和出口。但這些政策給國人消費海外品牌帶來了障礙。
跨國公司把在中國生產的很多產品都先運到國外去，然后再轉運回來，這樣就可以享受進口商品的優惠稅率了。
很多公司的產品都取道香港，回到國內。
2005年時，蘋果最暢銷產品iPod就是在中國南方制造的。很多iPod被裝載到貨輪上發往香港，但是抵達香港之后，貨輪就會掉頭返回大陸。
“之前中國經濟以出口為導向，而我們的供應鏈擅長于在東方生產產品、在西方銷售產品。”前沃爾瑪全球采購部的一位負責人說。
蘋果和其他跨國公司都希望能夠改進這種機制。畢竟到香港繞個圈是沒有必要的，既費時間又費油。如果能把貨物從中國的工廠大門口直接發送到公司在中國各地的商店和倉庫就好了。
富士康在和鄭州官員討論的時候，堅決要求把工廠建在保稅區內，在工廠大門外設立海關，而且工廠和鄭州機場相隔不應超過幾英里，以便加快蘋果向全球發貨的速度。
鄭州提供了各種方便，為它后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iPhone制造中心奠定了基礎。
保稅區和稅收問題
政府將保稅區視為“海外”，在這里，跨國品牌不需要為進口組件支付關稅。而且把商品的運到國外也沒有必要了，因為在保稅區，產品可以在海關進行虛擬的進出口，不需要真正跨越國界。辦過虛擬進出口的手續，這些商品就可以快速地送往全國各地或者全球各地了。
作為iPhone組裝的最后一站，中國也成為了蘋果全球稅收策略的一個基地。
在鄭州保稅區里，富士康通常在海關將組裝好的iPhone賣給蘋果。蘋果購買了這些iPhone之后，再轉售給蘋果的下屬公司。這個過程基本上是電子化辦理的。
蘋果在中國生產的其他商品也采用了這個做法。美國國會2013年的一份報告顯示，蘋果可以將把這些商品的部分利潤劃到愛爾蘭一個關聯公司的帳上，因為愛爾蘭的稅收比較優惠。很多科技巨頭都采取了這一做法，而且并不只是在中國才這樣。
“美國的跨國公司避稅之精明，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前國會稅收聯合委員會的幕僚長克萊恩巴德說。“為了避稅，他們把收入和相應國家之間的經濟關聯切斷了，形成了無國籍收入。”
蘋果利用這種手段將大量資金轉移至境外，大大減少了稅單上的應稅收入。2016年8月，歐盟要求愛爾蘭追回蘋果這10年來145億美元未繳的稅款。
蘋果表示自己沒有違反任何稅收規定，而且已經全部完稅。該公司對歐盟的裁決提起了上訴。
在鄭州，官員們對這里的富士康工廠成為全球最大的蘋果iPhone生產基地非常自豪，而且對iPhone生產會繼續帶來巨大紅利很有信心。
鄭州富士康有94條iPhone 6和iPhone 5s裝配線，政府表示已經有大約2.3億部智能手機從鄭州出口，因此鄭州也成為了中國的一個重要出口中心，同時該市的稅收收入也正在快速增長。
官員們說這叫做“鄭州速度”。
政府幫忙招工
鄭州富士康的早班從早上6：30開始。快上班時，人潮涌向工廠，有的人步行，有的人乘坐公交車，還有人騎電動車。
員工排成長隊，走進5.7平方公里廠區內的十多處廠房。高峰時大約有35萬工人在這里組裝、檢測和包裝iPhone，每分鐘可以產出350部手機。
根據富士康簽訂的協議，鄭州政府負責招聘和培訓員工，并為他們提供住宿。省級官員給各村鎮打去電話，要求他們幫忙招工。
“每個市的勞務和人力資源部門都動員起來了，每招到一個人，政府就會補貼給招聘機構一筆錢。要求高，錢也多，要求低，錢就少。” 鄭州一家私人招聘中心的負責人說。
鄭州等城市樂于給制造商提供補貼，希望它們帶動經濟增長。但地方利益與中央的思路越來越不一致，因此在中國經營業務的跨國公司也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
中國的反思
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北京開始把方向從“制造和出口”轉到了“創新和消費”上，樹立了扶植本土品牌，推動本土技術的方針。
北京對支持海外公司投資的政策進行了反思，2014年11月，國務院指示地方政府評估并取消提供給跨國出口商的補貼和稅收減免政策。
此舉當然遭到了富士康和一些跨國公司的強烈抵制。雖然后來北京在這個問題上做出了讓步，但總體趨勢也很明顯：外企不會再像以前那么備受關照了。中國政府正在收緊市場進入通道，同時向西方科技公司施壓，力圖達成自己的目標。
“他們想知道你能給中國帶來什么好處。他們既有市場，也有實力。他們不再跟你兜圈子了。”一名業界人士說。
北京希望美國公司幫忙提升中國本土的能力。蘋果不僅開始和銀聯合作，還在“滴滴出行”投資了10億美元。
同時庫克也在小小翼翼地塑造蘋果“大雇主”、經濟貢獻者、企業公民的形象。他曾穿著鄭州富士康的制服，出現在裝配線附近。他還和一些主管領導拉近關系。在接受采訪時，他自豪地表示，蘋果在中國提供了超過30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一半是在制造業。
2016年8月，庫克承諾將修建蘋果在中國的首個研發中心，并為政府高度關注的高端制造業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