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兩年多的醞釀，號碼攜帶終于在我國啟動了。工信部電信管理局下發(fā)《關于啟動天津、海南移動用戶號碼攜帶試驗的通知》，要求從2010年11月22日零時正式啟動天津、海南本地網面向移動用戶的號碼攜帶試驗。這一文件意味著醞釀多年的號碼攜帶工作，將正式進入執(zhí)行階段。

　　那么，號碼攜帶究竟將帶來什么樣的影響？促其真正落實需要哪些細則？針對此類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專家電信馮橙。

　　號碼攜帶政策階段性管理，意圖明顯

　　記者：根據工信部下發(fā)的號碼攜帶文件，我們發(fā)現，兩個地方轉網方式不一樣，那么從轉網方式分析，您認為國家出此舉措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您如何分析號碼攜帶對我國電信業(yè)的影響？

　　馮橙：目前，號碼攜帶已經成為國際上公認的電信市場開放的標志性政策之一。號碼攜帶可以增加用戶的消費選擇權，有利于激勵運營商提高服務水平和業(yè)務創(chuàng)新，節(jié)約國家的號碼資源，使得市場競爭格局更加合理，從而使用戶成為最終的受益者。

　　天津和海南同時啟動號碼攜帶試商用，其中天津為雙向轉網，除TD用戶外，中電信和中移動、聯通和中移動可以互相轉網。而海南為單向轉網，只有中國移動2G用戶可以攜號轉網到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但反向不行。

　　如此設計是根據號碼攜帶的客觀規(guī)律、已有經驗和本地情況而來的。首先，根據海外經驗和客觀現實，號碼攜帶不能一蹴而就，而應該分階段進行。我國擬分三年用三個階段來進行：第一階段為2G的非對稱單向轉網；第二階段是對稱2G攜號轉網；第三階段是3G的對稱轉網。全國各個地區(qū)的通信水平不一，可以選取地市來跨階段地進行試驗，例如，天津的移動電話率達到86.58部/百人，而海南移動電話普及率為64.8部/百人。顯然天津的移動電話發(fā)展水平高于海南一個層次；再者，海南的中移動用戶占了7成，可以說是絕對優(yōu)勢地位，而天津三家的競爭相對更均衡。

　　因此，國家選擇海南作為第一階段、更加傾向弱勢運營商的單向轉網，而選擇天津作為第二階段的雙向轉網是有據可循的。

　　應建立一套完整的業(yè)務流程，落實號碼攜帶政策

　　記者：從細則來看，天津、海南規(guī)定有六種情況用戶不能轉網，您如何評價這六大細則，其對號碼攜帶的實施有何利弊？

　　馮橙：從號碼攜帶的細則來看，一共有六種情況可以不予受理轉網：

　　一、實名制用戶機主信息不符；

　　二、用戶與攜出方簽約時間未滿的；

　　三、用戶與攜出方有話費糾紛；

　　四、申請?zhí)柎a停機的；

　　五、SIM卡被偷或丟失的；

　　六、由于攜出方網絡故障而導致攜出方無法受理該申請。

　　仔細分析這六種“不予受理”，無非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出于保護用戶安全和避免混亂的考慮，機主信息不符、申請?zhí)柎a已停機以及SIM卡丟失的都不予受理，這就避免了他人頂替、空白號碼占用資源等潛在危險，可以說給號碼攜帶帶來一定的安全保障；第二類是避免運營商之間資費糾紛和網間結算的糾紛，如用戶必須與攜出方的簽約期滿和資費結清，但另一方面，有可能成為攜出運營商為限制用戶轉網的手段，如誘導用戶簽約使之無法轉網等；第三類則是特殊情況，比如網絡故障。我認為在網絡故障方面運營商可做的手腳較小，反而是在設計復雜轉網的流程、設置攜號轉網費用、拉長轉網期限等方面做手腳，抬高轉網的門檻。

　　記者：從保護用戶和促進電信業(yè)發(fā)展的角度講，您認為，號碼攜帶還需出臺哪些細則？

　　馮橙：我認為，號碼攜帶的順利實施還需要出臺一些細則：如要將號碼攜帶原則和制度落實成文成制度，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業(yè)務流程，包括號碼攜帶涉及到網間的結算、資費等，以及相應的流程如要建立用戶投訴反饋機制，一旦出現惡意阻撓用戶轉網的都要及時采取措施解決；各地通管局需要加強對號碼攜帶試驗進行監(jiān)督和總結，協調協調企業(yè)解決跨公司、跨網、跨業(yè)務產生的服務問題等。

　　降低用戶更換運營商成本是國外管制機構的基本思路

　　記者：全球范圍內，目前實施號碼攜帶的國家有哪些，從這些已經實施號碼攜帶的國家看，其效果如何？其中，哪些國家號碼攜帶技術與舉措較為成熟，值得我國借鑒？

　　馮橙：從國外運營商的情況來看，1996年美國最早實現號碼攜帶轉移以來，全球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實現了號碼攜帶，其中包括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等24個歐美國家，以及我國周邊的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澳門、臺灣等。這其中的效果也是差異較大，但總結起來有以下四點：

　　第一，號碼攜帶費壁壘如費用、時間、復雜程度嚴重影響用戶選擇。

　　第二，主導運營商的影響差異較大：日本和韓國是在實施初期主導運營商流失較大，但3年后保持穩(wěn)定并有所回升；而希臘、立陶宛等小國家反而促進了主導運營商份額的增加，還有加拿大對主導運營商基本無影響。

　　第三，容易引發(fā)價格戰(zhàn)并導致高用戶離網率。

　　第四，行業(yè)整體利潤攤薄。

　　而國外的管制政策也有值得借鑒之處，比如從歐美國家來看，號碼攜帶從決策到實施是管制機構和運營商相互沖突的過程。面對運營商的挑戰(zhàn)，管制機構基本思路是減低用戶更換運營商的成本，增加移動運營商的競爭，最終提高移動產業(yè)的效率和用戶滿意度。

　　具體對策包括：明確規(guī)定實施號碼攜帶的期限、擬定運營商實施號碼攜帶的義務說明書、及早讓既有運營商提出可能影響號碼攜帶實施的尚未解決的問題、明確管制機構今后將會解決或不會解決的問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