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發展數字經濟的四項主要內容即“四化”：“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價值化、數字治理化”。數字螺旋與數字“四化”相對應，即產業數字化螺旋、數字產業化螺旋、數字價值化螺旋、數字治理化螺旋。可根據數字四螺旋運行規律，選擇主導數字螺旋，帶動其他數字螺旋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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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數字中國，“十四五”規劃綱要更是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單獨成篇；在最近的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事關國家發展大局”。

　　可見，數字經濟不僅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受區域資源和發展能力等多方面條件因素的影響，我國不同地區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且面臨諸多挑戰。因此，面向國家戰略，地方政府如何運用數字“四螺旋”抓住數字經濟發展的機會窗口，探索數字經濟發展路徑，是急需解決的問題[1]。

　　“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字價值化、數字治理化”被界定為發展數字經濟的四項主要內容即“四化”（見CAICT《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2]。然而數字經濟不是數字“四化”的簡單疊加、也不是各部分孤立發展，而是由各自螺旋體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形成數字生態系統，進而推動區域數字經濟非線性螺旋式上升發展。

　　在此，數字螺旋與數字“四化”相對應，即產業數字化螺旋、數字產業化螺旋、數字價值化螺旋、數字治理化螺旋。其中，數字螺旋是對數字“四化”發展過程的描述，如數字產業化螺旋對應的是數字產業化系統，而數字產業化是數字產業化螺旋運行的目標等。

　　在各地探索數字經濟的發展路徑中，通過了解數字四螺旋運行規律，選擇主導數字螺旋，帶動其他數字螺旋協同發展。由此，一些地區走在了前面，甚至形成了先發優勢，如深圳；有些地區在發展中也形成了自身特點，如處于追趕中的徐州、貴陽，起跑中的江陰等。因此，本文以不同類型的城市為例，根據數字四螺旋分析其發展數字經濟的主要特點，為相關地區探索數字經濟發展路徑提供經驗啟示。

　　02

　　地方撬動數字經濟的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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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跑”梯隊中的“深圳模式”

　　深圳是以ICT大企業為主導形成數字產業生態的典型城市之一。2020年，深圳市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達到8446.6億元，占全市GDP比重30.5%，總量和比重都位居全國第一①。

　　深圳的模式是以ICT大企業數字技術創新為主導，促進地方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CAICT于2021年發布的白皮書指出，深圳、北京、杭州等城市不僅是中國數字經濟領跑城市，也是國內分布在不同地區的發展數字經濟的“極核”[2]。

　　2020年，深圳擁有位于中國ICT頭部企業500強中的21家，如華為、騰訊、大疆、比亞迪、中興通訊、神州數碼、騰訊云、中國長城科技、佳云科技、TP-LINK等，他們在各自領域形成了數字產業生態。以華為公司為例，目前，華為已與全球700多個城市、253家世界500強企業建立了數字化轉型的伙伴關系，華為企業市場合作伙伴超過30000家②；在數字治理方面，華為與生態圈的合作者為深圳市設計智慧城市頂層架構，同時還為政府服務、教育、醫療等領域提供豐富的解決方案。由此，深圳形成了由數字產業化螺旋為主導帶動產業數字化、數字價值化以及城市數字治理化螺旋協同推動數字經濟發展的迅猛態勢。

　　“深圳模式”主要特點是：

　　第一，ICT頭部企業聚集，由頭部企業與上下游企業形成數字產業生態，形成ICT頭部企業為主導的數字產業化螺旋，并與產業數字化、數字價值化以及數字治理化螺旋協同推動地方數字經濟發展；

　　第二，數字技術創新特征明晰，數字四螺旋共同發力形成持續創新的數字經濟生態，新技術、新業態不斷推動產業創新；

　　第三，擁有世界級企業，是國內數字經濟的領跑地區。如深圳的騰訊、華為、比亞迪等世界級企業；城市聚集各類海內外優秀人才及領先技術等優質資源，對其他地區有引領、示范、輻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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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趕”梯隊中的“徐州模式”

　　一些傳統制造業龍頭打造工業互聯網賦能實體經濟，如徐工“漢云”、海爾“卡奧斯”、濰柴動力、南通“中天互聯”等撬動了徐州、青島、濰坊、南通等三、四線城市的數字經濟發展，也呈現出對數字經濟領跑地區的追趕趨勢，我們把這一類模式統稱為“徐州模式”。

　　徐工集團基于七十多年工業知識沉淀和三十多年數字化經驗優勢打造的“漢云”平臺，通過設備互通互聯釋放工業大數據潛能，以客戶需求為導向開展創新，在生產、運營、制造、物流、服務等多領域實施智能化。目前在全球已有1000多家客戶選擇了漢云，已有70多個行業的應用案例和實施經驗③。

　　電纜行業龍頭企業江蘇中天科技集團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抓住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機遇，于2018年11月成立江蘇中天互聯科技有限公司（簡稱：“中天互聯”），該公司承擔了國家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二級節點（南通）建設工程（簡稱：標識解析二級節點），以及Asun工業互聯網平臺及運營等重大項目。與此同時，“中天互聯”對內部支持智能制造產業生態發展，對外致力于推廣標識體系服務，在不到三年時間里，標識解析二級節點已累計注冊企業4000多家，位居國內標識產業前列。目前“中天互聯”不僅帶動了南通本地企業數字化轉型，而且加速了南通市的數字產業化和數字治理化進程，南通市市域治理現代化也成為全國試點城市④。

　　國內發動機行業領軍者“濰柴動力”，在2015年發布了濰柴智能制造戰略規劃，搭建全價值鏈信息平臺，打通了端到端的全價值鏈，將創新拓展到產業鏈上下游，帶動企業數字化能力的提升。在加快數字化轉型同時還積極布局人工智能、車聯網等業務。2020年濰柴“無線工業物聯網平臺開發及應用”在第五屆山東省“智能制造（工業4.0）創新創業”大賽中榮獲一等獎，成為行業智能制造的標桿；在WEF（World Economic Forum）與麥肯錫咨詢公司共同遴選的“數字化制造”和“全球化4.0”示范中，濰柴動力榮獲“燈塔工廠”，在目前全球69家“燈塔工廠”占有一席之地。不僅如此，“國際動力城”也是濰柴集團與濰坊市政府等單位運用濰柴品牌影響力和行業優勢合作建設的。

　　“徐州模式”的特點是：通過傳統制造業龍頭企業數字化轉型啟動數字經濟，即以產業數字化為主導螺旋，協同數字產業化、數字價值化螺旋共同發展。傳統制造業龍頭企業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能夠先行先試，通過產業數字化轉型，與上下游企業形成數字產業生態[3]。打造了產業數字化品牌，如徐工“漢云”、南通“中天互聯”的“標識解析二級節點”、濰柴動力的“燈塔工廠”等；與此同時，吸引地方企業“入網上云”，在行業龍頭主導下，通過產業數字化螺旋帶動數字治理化螺旋、數字價值化螺旋，形成跨區域數字經濟生態圈。

　　總之，這一梯隊中的地區以傳統制造業龍頭企業多年積累的產業經驗結合數字化轉型的先行經驗，通過建設工業互聯網平臺將兩大優勢結合起來，賦能地方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進而推動了地方數字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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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趕“超車”的“貴陽模式”

　　作為中國首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貴陽，近年來以政府為主導發展地方數字經濟，在實現產業轉型、新舊動能轉換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吸引了大批互聯網企業和技術人才入貴。其數字經濟發展增速在國內位于前列，在追趕中成功地實現了“彎道超車”，形成了撬動數字經濟發展的“貴陽模式”。

　　貴陽根據全省發展戰略，圍繞建設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運用大數據商用、政用、民用價值，圍繞數據服務器的存儲業務向大數據產業鏈兩端發展，培育大數據產業生態 [4]。

　　例如，吸引了ICT頭部企業如蘋果、騰訊、華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等數據中心落戶；推動數字價值化，建立中國首個大數據交易所；實現了“云上貴州”數據互聯共享，培育了貨車幫、白山云、數聯銘品等一批數字標桿企業。為了彌補產業創新生態發展不足，還組建了國家大數據重點實驗室，研發大數據底層核心技術，提升產業持續創新能力。在數字治理化方面建成國內第一個“塊數據”公共平臺，是全國首個政府數據開放示范城市，貴陽也成為全國第一個獲批建設大數據國家技術標準的創新基地[5]-[7]。

　　貴陽模式的特點：在資源稟賦方面，貴陽科技資源貧乏，缺人才、缺技術，制造業欠發達；在沒有可以帶動數字產業發展的ICT頭部企業，也缺乏制造業行業龍頭企業的情況下，選擇了培育數字價值化螺旋為主導螺旋啟動數字經濟。

　　同時，積極為數字價值化提供環境保障，例如，建立指導發展大數據產業組織機構、制定大數據資源流通的法規制度和標準規范、健全政務數據調度機制等，為發展數字價值化打下基礎。基于此，將大數據與社會治理深度融合，統籌實施全省政務信息系統建設，帶動數字治理化發展。可見，貴陽模式是以數字價值化螺旋為主導協同數字治理化螺旋，帶動數字產業化螺旋和產業數字化螺旋，共同推動貴陽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實現從追趕到“彎道超車”。

　　4

　　“起跑”梯隊中“江陰模式”的探索

　　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還處于數字經濟起跑階段，還在探尋發展數字經濟的路徑和方式，作為全國制造第一縣的江陰市也是其中之一，并作了有益探索。

　　江陰雖然擁有制造業集群優勢，但由于傳統制造業聚集，總體上處于產業鏈下游，且中小企業居多；同時，高端科技人才缺乏，存在著科教資源支撐不足、創新要素不全等短板；如果不及時實施新舊動能轉換，則難以支撐其經濟高質量發展及爭先領跑的需求。為此，2020年9月，江陰市政府協同南京理工大學抓住工業互聯網發展機遇先行先試，啟動了以工業互聯網為標志性產業的長三角（江陰）數字創新港建設；今年4月，江陰市在全國縣級市中首發了“長三角（江陰）數字創新港發展戰略規劃綱要”。

　　在長三角（江陰）數字創新港發展過程中，江陰的富仁集團、陽光集團建設“標識解析二級節點”，奠定了本地發展標識解析生態產業基礎；特別是陽光集團建立“標識解析二級節點”綜合平臺，帶動了本地區及周邊城市的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行業龍頭企業遠景能源、雙良集團、海瀾集團等率先進行數字化轉型。

　　南京理工大學作為“部地”之間的“橋梁”，牽頭承擔了《2020年工信部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的兩個立項項目，落地項目總投資為5億元；同時還將國家發改委投資億元的工業互聯網網絡空間安全項目落地江陰。目前，長三角（江陰）數字創新港發展迅速，用不到一年的時間，總投資25.8億元的國家級平臺和一流科創項目已全面進駐，其中，聚集了麻省理工國際創新中心等多家研發機構。

　　“江陰模式”的特點主要體現在：

　　第一，地方政府抓住發展數字經濟的政策機遇窗口，以數字治理化螺旋為主導構建數字創新生態系統。在借鑒先發地區經驗基礎上，圍繞大學建設數字創新城區，主動探索數字經濟發展途徑；

　　第二，結合制造業資源稟賦發展產業數字化螺旋，與數字產業化和數字價值化螺旋協同作用，布局工業互聯網為主導的相關數字產業，吸引多元主體參與建設，助力地方數字經濟發展；

　　第三，面向國家數字經濟發展戰略需求，與大學共建，培養數字經濟相關領域的本科生、碩士研究生、留學生等高端人才，自我“造血”為數字四螺旋運行提供技術、人才等支撐。

　　03

　　經驗啟示

　　綜上所述，無論是數字產業化螺旋為主導的先發領跑梯隊中的“深圳模式”、還是以產業數字化螺旋為主導緊隨追趕梯隊中的“徐州模式”、以數字價值化螺旋為主導的“追趕超車”的“貴陽模式”，以及數字治理化螺旋主導的正在起跑中的“江陰模式”，都是結合本地區資源，探索了一條符合地方實際情況的數字經濟發展途徑；他們的實踐對如何圍繞數字四螺旋撬動本地區數字經濟提供了可參考的做法。因此，主要經驗啟示有：

　　第一，以數字產業化螺旋作為主導螺旋發展地方數字經濟，要著力提升數字創新能力，以新技術、新業態來保持先發優勢。數字創新有快速迭代的特征，同時產業數字化對技術創新有潛在巨大需求，這也是先發地區ICT企業能夠帶動當地產業數字化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多數地區對基于平臺的數字創新重視程度不夠，無法支撐產業快速發展的需求。要面向用戶需求，提升數字創新能力，也就是要有持續不斷的新技術“輸血送氧”，為加速數字產業化進程提供動力。

　　第二，以產業數字化螺旋作為主導螺旋發展地方數字經濟，要發揮數字賦能的作用，著力推動傳統優勢產業數字化轉型。如地方可以利用工業互聯網范圍經濟效應，既要打造一批在全球有影響力的數字創新中心，也要像領跑梯隊一樣培育能輻射所在區域的世界級數字企業。通過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雙螺旋共同帶動數字價值化螺旋、數字治理化螺旋，加速形成數字四螺旋的生態系統，加快地方數字經濟發展。

　　第三，以數字價值化螺旋作為主導螺旋發展地方數字經濟，要注意運用數字四螺旋非線性發展的特點。由于數據在數字四螺旋中滲透、流動，因此，激活數據資源，發揮其價值是關鍵。加快建立大數據生態，推動數據在重點行業的深度應用，探索具有行業特色的數據應用模式。在追趕中捕捉價值、發現機會、實現發展，甚至“彎道超車”。

　　第四，以數字治理螺旋作為主導螺旋發展地方數字經濟，要抓住發展的機會窗口，加強政府的頂層設計和制度供給，加速形成數字創新生態系統。特別是擁有制造業自然稟賦而科技資源貧乏的地區，地方政府要與大學、科研機構形成資源共享價值共創的創新生態系統，深挖傳統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藍海”，圍繞數字四螺旋協同推動地方數字經濟發展。

　　此外，數字技術領域巨大的人才缺口會成為制約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瓶頸。地方政府在制定數字經濟人才政策時，要注意人才“引進”與“內生”兩手抓，科研院所和高校要積極圍繞數字經濟的基礎研究、研發創新、產業發展和行業應用等領域設立相關專業，加強前沿科學型和專業型人才培養，加大數字經濟領域人才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