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治模式不僅能夠像法律那樣去懲治壞人、約束小人，而且還能夠像道德那樣鼓勵人們積極向善，有助于真正實現“莫以惡小而為之，莫以善小而不為”的君子社會。這在當今社會很多領域已經開始踐行或嘗試

　　文 | 王家國

　　責任編輯 | 尹麗

　　與傳統的法治等概念相比，“數治”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或社會治理理念和模式。其核心的內涵是，在社會治理的某些領域，可以直接實現“數據治理”。

　　“好股”與“好人”

　　歷史上，理性主義興起的時代里，人們用法律代替國王，實現一種全新的社會治理模式。在今天，在人工智能興起的大數據時代里，人類社會正在悄然興起一種更新穎的或升級版的社會治理模式，即“數治”。

　　在理性主義時代里，人們用一套更為明確化的標準來升級或彌補國王治理中經常出現的“權力的傲慢”或任意性，用外部標準來部分地取代自由心證。

　　而到今天這個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時代里，人們更需要一種實證的、可量化的參照系統來升級和彌補法律規則的模糊以及在法律實現環節中的不確定性，用人工智能來部分地取代人。這種可實證的、可量化的參照系統就是數據。

　　這種純粹學理化的表述，許多人可能看不懂或不一定能完全接受。我們不妨打個比方，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以證券投資為例，要想每次投資都很成功，達到自己滿意的效果，就得找到“好股票”。那么，我們怎么才能找到那個“好股票”呢？

　　通常的做法是，通過不斷學習來提高個人的知識面和判斷力。這就類似于古代社會治理中要尋找一個全能全知的國王，才能有好日子。

　　但實踐證明，每個人在買入時都自以為自己是那個國王，結果卻發現，絕大多數人虧損慘重。于是，人們不斷反思并漸漸認識到，光憑個人判斷或經驗是無法解決問題或達到目的的，必須另辟蹊徑。

　　一部分聰明的人開始著力探索一套判斷“好股票”的外部標準或辦法，比如公司主營業務可持續、產品暢銷、管理團隊優秀、財務報表健康、市盈率不高等。這就像近代社會走上法治軌道一樣，人們不再相信上帝或國王治理，而是通過民主的機制來尋找一套外部確定的標準，從而實現過好日子的愿望。

　　遺憾的是，人們依然在實踐中發現，即使是完全地按照這套外部標準或辦法來刻舟求劍式地實盤操作，投資者依然虧損累累，無法擺脫“9虧1贏”的鐵律。甚至，人們對什么是“好”股票的判斷根本無法達成一致。這就像我們在生活中，憑短時間的接觸無法準確地判斷誰是“好”人一樣。

　　那么，有沒有一種更為可信的辦法，來解決對“好股票”“好人”的判斷？我們認為，在數據時代來臨之前，是沒有的。或者即使有，也是千人千面、莫衷一是的。但在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時代里，這個問題將會迎刃而解。

　　在證券投資領域，人們使用的辦法就是量化交易（又稱為算法交易或程序化交易）。即利用自編的一套程序來定向搜集外部的海量數據并加以分析和計算，最后由該程序系統自動給出一個“大概率”勝算的操作方案，并由該程序系統自動完成交易操作。

　　在這個過程里，除了人工編寫程序和開機、關機外，基本不需要人為干預，即可實現對好股票的判斷和高勝率的操作。僅中國市場而言，全A股市場有4000余只品種，每只品種背后都有海量的數據需要搜集、分析和計算，這種超強的工作量對于純粹的人工來說，即便是最強的大腦也無法應對。唯一的辦法就是借助人工智能（程序和數據），即整個判斷與操作過程，由數據來決定，用數據來治理。

　　數據化信用

　　生活中同理。我們如何判斷一個“好人”還是壞人、君子還是小人？這個問題不只是個簡單的道德理論問題，它其實深刻地影響著現代人生活尤其是金融活動。因為金融資金的投放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的風險，它首先要考慮的就是該筆擬投放的資金是否安全、能夠及時回收，即借款人能否正常履約。

　　傳統的做法是簽約、提供擔保品或保證人等，但這些傳統的做法顯然已經無法應對現代年輕人的生活需要。因為它們不僅手續繁瑣、歷時太長，而且抵押擔保的要求太高，甚至即便符合貸款的條件或標準、提供了擔保品，也可能不被銀行經理批準，因此無法滿足現代年輕人的金融需求。那么，應該怎么辦？

　　一些提供網絡融資服務的平臺給了我們啟示。它們往往不需要人們提供抵押物，但壞死賬卻比要求提供抵押品的傳統銀行還少，原因是信用在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利用人們的日常行為所留下的數據痕跡，它們計算人們的信用分值，并進行信用等級排序，一些信用分值或等級高的人就會被賦予更多的貸款額度、更多的免費服務項目。

　　反之，一些信用分值不高的人則額度相應下降，而那些基本被判斷為信用很低甚至沒有信用的人則根本一分錢額度都沒有。

　　這種純粹的“數治”樣態或治理模式，在社會生活中四處可見。比如，開車時打開的地圖軟件可以根據數據計算結果，幫助駕駛者避開擁堵路段，或是選擇收費較低的路線，等等。這些通過數據來對人們行為進行調整的新的社會治理方式，未來必將不斷推廣并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這些所謂的“數治”過程中，不需要作相應的道德判斷或法律適用，而只需要數據、程序和開機。“數治”無法完全取代德治與法治，但它必將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治理角度或途徑，對德治與法治起到極為重要的升級和互補作用。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接受或能否接受得了，它終將到來。

　　“數治”治小人

　　“數治”與傳統德治與法治有許多不同。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是，“數治”可以真正地“治小人”。

　　“小人”這種說法雖然不是現代法治文化中經常使用的詞匯，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一個不是很準確的表述是：德治君子，法治惡人，而數治小人。

　　一個社會或個人之所以失范，很重要的一點是從“小人”演變為“惡人”前，沒有相應的社會治理與真正有效的約束措施。雖說道德治理就是提倡人們做君子、不做小人的，但事實上，僅憑道德說教來感化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此，難道就沒辦法治理了嗎？當然不是，辦法就是建立以數據為基核的信用評級，把人們的極端行為記錄在案，作為信用評級的依據。其信用等級將直接影響個人的社會信用度和生存空間，甚至包括就業、擇偶等。

　　當然，“數治”模式不僅能夠像法律那樣去懲治壞人、約束小人，而且還能夠像道德那樣鼓勵人們積極向善，有助于真正實現“莫以惡小而為之，莫以善小而不為”的君子社會。這在當今社會很多領域已經開始踐行或嘗試。

　　比如，浙江省杭州市公安部門積極探索“數治”交通，推出“優駕自動容錯”或“小錯免罰”政策，即對于3個月內無違法違規記錄的車主，首次發生違犯錯峰限行、未按規定使用安全帶、臨時違章停車3種類型的交通違法行為的，予以警告，但不進行罰款及記分。在這些行為過程中，程序對行為的判斷、記錄、分析、應用，甚至“警告”通知的發出，都是電腦自動完全的，實現全程“數治”。

　　也許有人覺得，這些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如此抬高“數治”的應用價值。但試想一下，它完全可以推廣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推廣到武漢疫情援助、河南水澇賑災等無數正能量施救中。

　　如果通過這些數據能夠建立一個完善的信用系統，鼓勵人們積極向善并實現好人好報，真正建立起來一個“信用社會”，那么，違約與違法行為還會多嗎？這個社會又有多少老賴和小人的生存空間？

　　當然，“數治”也不是沒有問題的，比如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但“數治”確實值得人們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