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1年1月26日，東盟發布《東盟數字總體規劃2025》（以下簡稱《規劃2025》）以指引東盟2021年至2025年的數字合作，將東盟建設成一個由安全和變革性的數字服務、技術和生態系統所驅動的領先數字社區和經濟體。這一宗旨看似圓融，卻沒有指出《規劃2025》的本質。何以需要用數字合作代替傳統的合作方式？何以追求構建一個數字驅動的社區與經濟體？

　　《規劃2025》中的第七項預期行動“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數字生產力”（后簡稱“數字生產力行動”）回答了上述問題。單從數字生產力行動所包含的四個子項目的重要程度而言，該行動在《規劃2025》中的重要性遠不及基礎設施行動、數字服務行動等。但在筆者看來，唯《規劃2025》行文至數字生產力行動處，其宗旨才被挑明：通過建立數字能力來推動生產力的提高。

　　概念：什么是“數字生產力”？

　　生產力是一個廣義的術語，可以用單位產出與單位投入的比值（生產率）進行衡量。《規劃2025》所界定的“產出”，并不局限于按GDP衡量的市場產出，而包括一系列其他“無形的”產出，例如生活質量和環境舒適度。這是《規劃2025》的宗旨中同時提及“先進數字社區”與“先進數字經濟體”的原因。前者對應著生產產出的有形部分，而后者則對應著無形部分。

　　生產力提高和數字技術之間的聯系是《規劃2025》的安身之本。應用數字技術帶來的生產力效益可能非常巨大，《規劃2025》用“數字顛覆”一詞來形容數字技術對生產力的影響。對企業來說，數字技術意味著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和新的機遇。對政府來說，機會包括提供更好的服務、提高內部效率和更多的稅收。對公民和消費者而言，數字技術意味著服務的優化，就業機會的增加，以及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數字技術在上述方面的效益，便是數字生產力的含義。

　　數字生產力行動的目的在于提高東盟范圍內企業與公民的數字生產力，而政府數字生產力的提高，則依賴于電子政務行動。

　　定位：如何提升“數字生產力”？

　　無需再進行論證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能夠在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領域都能產生明確的利益。但是，在國際競爭的語境下，社會生產力是一個相對且高度動態的概念，它意味著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力更高、競爭力更強的經濟體能比生產力較低的經濟體更快地提高社會水平，并從國際貿易中獲取更多利益。因此，對于生產力而言，相對標準比絕對標準更有意義。

　　究竟應當如何提升“數字生產力”？為解答這一問題，《規劃2025》首先梳理了數字生產力的發展障礙。例如，數字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不足；企業、員工、政府和公民缺乏數字技能；本地創新和數字初創企業不足，無法開發出滿足特定國家或地區需求的新應用和服務；使用數字工具和應用程序的當地語言障礙；數字工具的應用不足以改善東盟主要城市的功能和效率等等。這其中，某些問題已經被其他預期行動所解決，例如與數字基礎設施相關的障礙，而某些問題的解決則需要以其他問題的解決為前提，如統一開發語言這一問題。而在剩下的問題中，數字生產力行動確立了兩個優先項：提升公民數字技能與開展智慧城市工作。前者包括繼續支持在信息技術的技能標準和東盟資質參考框架方面的工作、大力發展高級數字技能課程等。后者則直接延續了前一個五年規劃的相關舉措，例如確定適合智慧城市發展的國際和政策模型與實踐等。

　　需要解釋的是，為何開展智慧城市工作能夠幫助提升企業與公民的數字生產力。這里引用東亞峰會領導人在2018年11月15日關于東盟智慧城市的聲明中對“發展區域智慧城市生態系統的潛在益處”的表述：“該生態系統將加強區域捕捉有關當前數字和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機遇的能力，進而實現廣泛而有益的經濟、社會和環境成果”。國際電信聯盟（ITU）也認為智慧城市可以“使用信息通信技術和其他手段改善生活質量，提高城市運行和服務的效率和競爭力。”

　　回顧與展望：提升“數字生產力”是一場持久戰

　　如上所述，數字生產力是一個宏觀的概念，即使將主體限縮在“企業與個人”，也不意味著提升數字生產力的任務能夠以一項“數字生產力行動”實現。再退一步，即使是數字生產力行動所聚焦的兩個子項目——提升公民數字技能與開展智慧城市工作——也難以憑借數字生產力行動一己之力完成。實際上，無論是提升公民數字技能，還是開展智慧城市工作，東盟都已經做了充分的前期工作。如在提升公民數字技能方面，東盟早就出臺了《東盟信息通信技術技能升級和發展項目》等文件，分三個階段開展信息技能培養工作。而智慧城市方面，也早有《東盟智慧城市框架概念文件》等文件出臺。《規劃2025》作為一項五年規劃，此次重申上述項目，意味著對于東盟而言，想要從上述兩個方面提升“數字生產力”，尚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