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索維爾會議參加者合影（1927年）
我30出頭就當上教授，35歲當副所長、40歲當所長，應該說發(fā)展得很順。所以我并不是因為自己過得不如意或有什么恩怨才這樣說，絕對不是。我其實玩得還比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這一輩還是這個玩法，那就太浪費生命了。
其實不只是我有這種想法。我身邊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實也都做得挺順，但當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較酣暢的時候，就會發(fā)出同樣的感慨、產(chǎn)生深深的憂慮：如果再這么玩下去，中國的科研就沒戲了。
目前中國的科研看起來很繁榮、很熱鬧，但是你如果靜下心來，把中國的科研放到世界競爭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發(fā)展的大視野上回望，就會發(fā)現(xiàn)：不管是基礎研究的理論、還是在重大技術的突破，你能看得見的中國人有誰？似乎很難看見誰。
原創(chuàng)性的理論極少有咱們的東西，技術領域更是這樣——所有改變我們現(xiàn)在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東西，有哪些是我們自己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你再說我們是一個有影響的科技大國，依據(jù)在哪里呢？
蔡元培先生與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科學家（1934年）
二、跟班式研究盛行，害人不淺
我們科技工作者也很郁悶：中國人特別勤奮，我們比國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們交流的時候覺得一點不比他們笨。還有，國家給我們的錢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們少。
為什么會這樣？我認為，制約我國科學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說的惡心一點，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點是：不去獨立思考學科內部的核心矛盾與突破方向，緊跟國際熱點，為大牌科學家的理論作無關緊要的修補，有一點成果便自稱“重大突破”、“國際領先”；或者緊盯幾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頭換面、添油加醋也攢一篇發(fā)在影響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這種研究，作為研究生起步時學習與訓練還說得過去，但如果作為獨立工作以后還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這種研究方式發(fā)文章快、“效率高”，其從業(yè)者甚至很快成為科研價值的評判者，并將“從文獻縫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數(shù)量與引用為標準”等作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課題時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紅大紫、名利雙收，而那些研究真問題、做真學問的人反而成了孤獨的異類，甚至被打入冷宮。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部分院士合影（1948年）
三、現(xiàn)行的考評政策與科學研究的根本價值背道而馳
我們國家現(xiàn)在的研究大致分幾類：偏基礎理論的研究，偏應用基礎的研究，面對工程的技術開發(fā)。每一樣東西都是有不同的價值取向的。
就說基礎研究吧。基礎研究屬于科學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為終極目標的。我覺得基礎研究可以和藝術類比，就是說它真正的價值就在于：以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別人的思路來理解這個世界。換句話說，基礎研究的價值就在于倡導創(chuàng)新的精神。就像藝術，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載體，但它真正的價值應該體現(xiàn)在去創(chuàng)造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這個過程本身。與此類似，基礎研究的價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這個創(chuàng)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創(chuàng)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試圖與你不同——我不是給誰拍馬，也不是去給別人抱大腿。
與眾不同，這本身就是對一個民族精神內涵的豐富。假如說一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認識世界的這樣一個人的話，這個民族的希望就來了。在我看來，追求“與眾不同”才是科學真正的價值。
如果從實用的角度看，基礎科學的研究短期內沒有任何真的用處，它就是通過創(chuàng)新得出來的結果，以不同的視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從而提升民族的整體素質。所以說，基礎研究應該是個品位問題，絕對不能說拼數(shù)量、靠模仿。假如說靠模仿、以數(shù)量取勝，就脫離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國現(xiàn)在所有的考核評價體系，是不鼓勵你去往這個方向上走的。我們也口口聲聲說創(chuàng)新，但創(chuàng)新的標準，是看誰發(fā)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過自然科學基金的評委，也當過學科組的負責人，在評審的時候，說來說去，大家最后還是看你發(fā)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數(shù)這些東西。我們的國家科技獎，每年都興師動眾、請數(shù)千名專家評來評去。我經(jīng)常跟他們開玩笑：不用找我們這些科學家評，你就從中關村找?guī)讉€三年級以下的學生來評，評的結果肯定會和我們評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數(shù)數(shù)嘛！
大家都在這個圈里混，都知道怎么樣能夠多發(fā)文章、快發(fā)文章。假如說你在這個領域很牛，你提出一個原創(chuàng)理論，比如說一個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決定的，那我馬上跟著你這個思路來：我看確實是這樣的，但偶爾也有不同，比如你說決定因素是65%，我說經(jīng)過我研究，得出的結論是67%，對亞洲人來說是63%。這類成果很好宣傳，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對現(xiàn)有最權威的理論的突破。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講，這種工作有用沒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學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這種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當然，拋開利益來談科學精神、科學價值是不現(xiàn)實的，不能讓每個人說為這個東西去殉道。也許一開始要老師教我應該怎么樣怎么樣，比如堅持做學科的難點、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當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時候，其他同志該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該當研究員的全都當研究員了，我還在辛辛苦苦當助研——你說那誰坐得住??！當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樣糊弄事我也會干?。?/p>
所以，整個就把方向搞偏了。后果之一就是：與我們國家支持基礎研究的最終價值南轅北轍。換句話說，就是把一個民族的科學素質——敢于用別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問題的氣質，徹底消解了。
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大會（1955年）
四、現(xiàn)有的學科體系被沖擊得七零八亂與重大科學突破越來越遠
還有一個對我觸動很大的是，最近各個大學都在爭建世界一流大學。我就問他們：建世界一流大學，以什么為指標呢？他們說主要還是以論文為指標。
這就產(chǎn)生了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狀：一個國家的科學體系應該有一個完整合理的布局，國家需要什么，我們就能有什么頂上去。而現(xiàn)在以論文為標準的話，大家一定會偏到“哪個熱、哪個好發(fā)文章”的領域去。
比如說，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納米去了，因為那一塊發(fā)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但是說起材料，我國是最大的鋼鐵出口國，同時又是最大的鋼材進口國，應該在鋼材研究上下功夫。比如說前段時間我去參加高鐵的討論，比如高鐵列車的輪子、轉向架，我們國家能不能做呢？好像是能做，但是做出來又不太敢用。國外的一個輪子要經(jīng)過各種載荷下的檢驗，他們多少年都在做這個玩意。但要在中國這么個做法，可能沒等實驗做完你就被所在的學校、研究所辭退了，因為你多少年都在做一個又不熱、又不時髦的東西。這樣下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東西沒人做，做出來的東西其實沒有太多用處。
另外，它會把我們現(xiàn)有的相對完整的學科格局都會打亂。按道理說，每一個學科都應該有一幫人在那里弄，弄的時候當然也要注意學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個學科的格局還應該在那兒，更新也應該是間接的、漸進式的。但在現(xiàn)有的考評體系下，大家一看哪個地方熱，就嘩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個學科的體系沖擊的七零八落、東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頭發(fā)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堅守、呼吁。這樣，下一個科學的重大發(fā)現(xiàn)就和你無緣了，因為人都已經(jīng)跑光了。
每一個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經(jīng)過一個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對困難的沉默期，比方說十年二十年，這就需要有一幫人頂?shù)米?。像在國外，?jīng)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沒有什么大的發(fā)現(xiàn)，但是因為他在這個領域的聲望，個人收入并不受這個影響。大家都覺得他是這個領域的一個智者，只是說他還沒有到時候、拿出東西而已，對他非常寬容。
我們現(xiàn)在也說寬容，但各種與物質、與利益相關的都不是寬容的，所以就養(yǎng)成跟班式的研究。這是大多利益的約束條件下優(yōu)化的結果，不能怪科學家不講良心——每個人都生活在現(xiàn)實的世界里，他必須往這個方向走啊。
你要想這件事的話，就會覺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僅沖亂了現(xiàn)有的學科體系，還使得新的重大突破與我們越來越遠。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2016年）
五、久而久之，我們的科學家會喪失科學鑒賞力
跟班式科研損害的，還有科學家的鑒賞力。
就拿自然科學基金的評審來說吧。自然科學基金分幾類，青年基金這一塊，看的還是申請者的基本素質，我覺得它不會有惡性引導；但是當你申請面上基金和重點基金時，就不一樣了。你要申請面上基金，就要證明你在這個圈子里小有影響，就得有拿得出手的東西來證明；當你要想去申請重點的時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證明你是這個圈子里能夠數(shù)得出來的幾個人了?？偠灾?，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別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無論是青年還是面上、重點基金，申請者都要說熱點的話題、流行的話題，因為評委們會覺得：哦，這個人對前沿現(xiàn)狀比較了解。你要是說一個冷門問題，很容易引起意見分歧。雖然基金委也有異議的項目，但實際操作中幾乎沒有可能，因為異議項目需要幾個評委一起聯(lián)名提出，認為它真的好。但是，說句實話，我在那里開了七天會，那么多項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項目可能都來不及，根本沒精力去看看被別人槍斃的項目里有沒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創(chuàng)性的項目，就一定會和某些評委產(chǎn)生沖突。比方說異議項目拿到我手里審，我過去的工作證明這個杯子是圓的，你卻說這個杯子其實不能夠用“圓”來形容，而要從另外一個視角來看——那我這個評委本能地就會反感，本能的就會給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說：徐老師說杯子是圓的，這個理論真的很偉大，但我想在這個基礎上看看它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圓、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圓——這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評委一看心情就很順，就容易給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創(chuàng)的東西就會沖擊大家現(xiàn)有的觀念，甚至會沖擊到某一派人——他們過去已經(jīng)靠這個獲取過利益。所以我們經(jīng)常會看到一些被PASS 掉的申請書，理由就兩句話：“研究隊伍不合理，建議不予資助”——其實評委們并沒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斷地給你弄掉。
這樣久而久之，最后會讓我們的科學家喪失對科學的鑒賞力?，F(xiàn)在去開會評審的人，應該都是有帽子、有職位的人，但是你和他們來交流時會發(fā)現(xiàn)：不管是科學的思想、科學的審美或是對學科本身的整體把握，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能力越來越弱。
我經(jīng)常拿基礎研究和藝術創(chuàng)作來做比較：現(xiàn)在我國不光沒有創(chuàng)造藝術的，而且缺乏有藝術審美力的鑒賞家——科學也是這樣。結果就是：你畫出來的畫那我一定覺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規(guī)范、多么與國際接軌啊，你那個曲里拐彎的啥玩意兒？
如果一個國家的科學鑒賞力喪失，怎么還能創(chuàng)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大會（2013年）
六，中國現(xiàn)在的科研，已經(jīng)陷入一個往下墜的狀態(tài)
還有一個更深的問題。現(xiàn)在成為大牌科學家的這些人，恰恰就是這樣成長起來的。他們是最早“覺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現(xiàn)在可能已經(jīng)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門的科技負責人了。這些大牌科學家也許在夜半醒來的時候，會覺得這樣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開說，就真的是動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這種話誰都知道，但誰也不敢說。
所以我們的科學圈里有這樣一個怪異的現(xiàn)狀：當他（她）有創(chuàng)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時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當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馬會反過來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學工作。但說實話，當人超過了五十歲，已經(jīng)很難做出像樣的成果了。
為什么說基礎研究年輕的時候容易出成果？因為年輕人沒有框框、無知無畏、敢想敢做。而成名的科學家腦子里裝的書太多、看的研究報告太多了，頭腦里有太多“正確”的條條框框了。但是，科學的很多突破都是在這些看似“不正確”的地方出現(xiàn)的。所以許多院士以前是按錯誤的模式在走，等他當上院士、覺得不再圖什么了，反過來再做真正的科研的時候就晚了——這個時候他已經(jīng)沒有創(chuàng)造力了。
而更多的年輕人，還必須像他（她）的老師一樣這么走，因為假如你過早地去鉆研真問題的話，你就會被淘汰。所以你要想早點功成名就，也得去復制你老師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頂，然后在山頂上再去悟道。
所以這個事情誰也不好捅破。并且這些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占據(jù)這樣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來心里偶爾會驚悚一下，但是他會絕不認賬的。
因此，中國現(xiàn)在的科研，已經(jīng)陷入一個往下墜的狀態(tài)。對于基礎研究的那些引導、激勵措施，其實是在加速讓科學下墜——這真的是一個災難。
七、中國工程院院士發(fā)聲：中國顛覆性技術是被專家“投”沒的
“顛覆性技術，這種創(chuàng)新在目前的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下，是難以實現(xiàn)的?！边@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出席在上海大學舉行的“機械與運載工程科技2035發(fā)展戰(zhàn)略”國際高端論壇、做主旨報告時，表達的一則個人看法。
這個論壇的主辦方是中國工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與會代表近200人，來自海內外的院士就有40多人。
所以，聽徐匡迪做報告的臺下聽眾，有相當數(shù)量都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還有國家科學基金委的負責人——在各類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的評審中，他們的作用舉足輕重。
哪個科研項目可獲支持，扶持力度多大，院士們都是具有“話語權”的評審專家。
或許是徐匡迪感到“個人意見”說出來后得罪人，發(fā)言末了，他頻頻向臺下的學術同道們作揖，而他得到的則是全場長時、熱烈的掌聲。
創(chuàng)新的“頂峰”是什么？正是顛覆性的技術。徐匡迪的報告扣住這一主題開展。他認為，作為一種“改變游戲規(guī)則”的前沿技術，真正的顛覆性技術具有兩個共性：
一是基于堅實的科學原理，它不是神話或幻想，而是對科學原理的創(chuàng)新性應用；
二是跨學科、跨領域的集成創(chuàng)新，并非設計、材料、工藝領域的“線性創(chuàng)新”。
而在近期，以顛覆性技術取得創(chuàng)新成功的最經(jīng)典案例，非埃隆·馬斯克（Elon Mask）莫屬。繼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之后，馬斯克成為又一個時代偶像。
他先后涉足互聯(lián)網(wǎng)支付Palpay項目、用于未來太空商業(yè)旅行及星際太空移民的Space X火箭、顛覆傳統(tǒng)燃油發(fā)動機汽車的特斯拉（Tesla）電動車以及可能成為人類第五種出行方式的“超回路列車”……
縱觀這些項目，其核心都是顛覆性的創(chuàng)新技術。
讓徐匡迪頗為感慨的是，馬斯克提出的很多創(chuàng)新點子和想法，乍聽起來，在行業(yè)內都是有悖主流或常理的想法。
就以Space X項目為例，火箭是一個典型的高精尖行業(yè)，專家薈萃?；鸺谏者^程中，依次完成一級火箭、二級火箭的分離脫落，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火箭推進過程。
所以，從來沒有工程師想過要去回收脫落的火箭，直到馬斯克提出回收一級火箭、“制造出比別人更便宜的火箭，還可回收使用多次”的想法。
并非火箭專家的馬斯克，僅用數(shù)月時間就啃下了火箭推進的原理，在遭遇4次失敗后，今年4月9日，他組建的Space X終于在海上成功回收了“獵鷹9號”一級火箭。
馬斯克的另一個項目“超回路列車”也是如此。
替代今天的高鐵和飛機，這種新型高速運輸工具的基本思路是：建成一種人工制造的真空管道，讓密閉艙利用磁懸浮技術，能在管道中實現(xiàn)超高速的飛馳。
而在交通工程領域，大多數(shù)專家們考慮交通工具的提速問題，一般的思維方式都是通過對交通工具外形的改變，減少空氣阻力。
和業(yè)界主流的想法相悖，提出一個行業(yè)里的人從來沒有考慮過的新問題，這并不妨礙馬斯克獲得成功。
結合這一案例，徐匡迪話鋒一轉，談及眼下國內在顛覆性技術創(chuàng)新領域的問題。
“在古代，那時沒有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沒有各種支持科研的基金，但是我們卻有這么多的偉大發(fā)明；可現(xiàn)在，無論是科技部、教育部還是國家自然基金委，在科研投入上不差錢，這么多錢為啥就砸不出創(chuàng)新來？！”
之所以拋出“行政審批和評審制度下，顛覆性技術難以實現(xiàn)”的觀點，徐匡迪說，這正是由顛覆性技術的本質決定的：在新想法、新技術冒尖的時候，大多數(shù)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贊同，甚至無法理解。
而我們國家現(xiàn)有的重大科研項目都是搞專家評審制，專家們坐在一起評審、投票，最終的結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創(chuàng)新想法的項目給投沒了。
“對顛覆性創(chuàng)新的意愿應給予寬容、理解與支持?！毙炜锏险f，可能對未來產(chǎn)生影響顛覆性創(chuàng)新技術，需要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機制，需要戰(zhàn)略眼光以及風險投資機構的支持。
而關于這一點，在馬斯克的幾次創(chuàng)業(yè)經(jīng)歷中都有所印證。無論特斯拉汽車還是超回路列車，它們都得到業(yè)界支持，還有風投機構適時介入，這都是馬斯克能夠獲得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