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新技術革命正在全球興起和蔓延。基于新技術革命，一些國家紛紛拋出了不同版本的戰略規劃，例如，德國的工業4.0、中國的“中國制造：2025”。無論各國對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反應有多么的千差萬別，但都是在擁抱新技術、新產業，并被迫接受新技術革命的副產品：資源配置和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革。
一 生產技術革命下的自動化、智能化機器人" title="智能化機器人" target="_blank">智能化機器人生產
新一輪技術革命主要有兩個基本特征。首先，基于自動化、智能化的機器人生產；其次，基于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生產。
先說基于自動化、智能化的機器人生產。
資本是迂回生產方式。而技術革命，就是迂回生產方式的革命。人類生產方式變革的歷史，都是迂回生產方式變革的歷史，它把工人從繁重、危險的體力勞動中解放了出來，但同時也帶來了技術進步的罪惡：機器對工人的排擠。
卡內基的童年，就被產業革命蒙上了濃厚的陰影。他的父母原本在蘇格蘭從事家庭紡織手工作坊，在機器化生產出現之前，卡氏一家的日子本來過得比較富足。可在珍妮紡紗機出現后，卡內基的家庭作坊便被機器化的大生產淘汰了。小卡內基被迫漂洋過海，過著背井離鄉的生活。卡內基并不美好的童年，是技術進步對普通百姓不利沖擊的一個縮影。馬克思在論述社會化大生產時就曾說過，機器奪走了工人的飯碗；機器化大生產創造的大批失業者，又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提供了產業后備軍。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機器化大生產創造了數量龐大的廉價剩余勞動力。因此，失業潮仿佛是技術進步天然而必然的副產品。
然而，卡內基早期的生活，并不代表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總體影響。縱觀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全球變化，盡管技術在不斷進步，自動化生產不斷涌現，但無論哪個國家，并沒有長期保持高失業率。格林斯潘曾在自傳中寫道，縱觀全球經濟史，失業率并沒有因技術進步而上升。這是因為，盡管技術進步屬于“創造性破壞”，它會造成那些不能適應新技術的摩擦性失業上升，但它也會帶來新的勞動力需求。且由于技術進步帶動了收入和最終消費的增長，在新技術沖擊形成新的資本—勞動比的均衡條件下，會內生地增加對勞動力的額外需求。
無論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技術革命的應用，仍然要嚴格地依賴于訓練有素的勞動力，雖然資本雇傭勞動，但資本的生產依然要依靠勞動，因此，勞動力成本依舊是全球分工與貿易的重要經濟變量。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依賴勞動力成本優勢的“中國制造”之說。
然而，當下的生產技術革命，與之前工業革命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可能截然不同，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問題。
當下的生產技術革命，集中體現為信息化、智能化的機器人生產的出現和廣泛應用。機器替代人將成為生產的基本趨勢。這不僅意味著，勞動力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不再是重要因素。據統計，中國已成為全球工業機器人最大的市場，2014年，中國工業機器人銷量同比增長54%，珠三角的無人工廠正在興起。據報道，位于東莞的長盈精密實施“機器換人”計劃后，該公司80%的工序將實現無人化；其已實現的機器換人，一臺機器手可以替代6-8名工人。更重要的是，機器人生產的產品，次品率更低。這是機器換人計劃的一個縮影和寫照。機器換人計劃正在中國這個全球制造業中心席卷開來。
毫無疑問，如果說，過去的工業化把勞動力從單調、沉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新技術的出現，在淘汰部分勞動力市場的同時，也創造了新的更高層次的勞動力需求。比如，會計電算化把財務人員、清算人員從繁重的“撥算盤”的賬務處理中解放出來，農業機械化技術把農業從播種到收割等一系列沉重勞動中解放出來，不僅讓工業化有了充足的農業原材料，也有了充足的產業后備軍。過去每一次工業革命的結果，都產生了新的產業工人的需求，畢竟，任何工具（生產資料）的生產都還需要勞動力來完成；產業組織一直有資本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之分。那些掌握了新技術的勞動力，不僅可以輕易地獲得相應的飯碗，而且碗里裝的也更豐盛。
然而，當下技術進步與此前的工業革命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截然不同。以機器人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將使現在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也會變成資本密集型。傳統資本密集型的鋼鐵企業里，將難以見到戴著安全帽在高溫下勞作的工作；就連服裝、鞋等過去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也都將由機器人一針一線地生產。不僅在制造業出現機器替代人，就連吸納勞動力最強的服務業，也將會大規模地出現機器替換人的現象。在餐飲業，機器人服務員上菜收盤子洗碗，甚至還能當戴高帽子的“大廚”。在建筑業，集成建筑將使所有的建筑模塊都由機器人在工廠完成。高“失業率”將成為機器人生產下的新常態。
因此，馬克思所說的，機器將奪走工人的飯碗，在新的工業革命中將成為“殘酷”的現實。許許多多的工人（包括服務行業的許多服務員）都因機器化大生產而被迫“下崗”，滿大街都是在與機器競爭中“敗下陣來”的“無業游民”。資本不再雇傭勞動，資本將雇傭資本本身，結果，勞動力在生產要素中占比下降到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水平，而資本占比則進一步上升至極高。用馬克思理論的語義來表述，就是資本的技術構成將因機器人的廣泛應用而大幅提高。
生產中要素構成的變化，意味著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占比將進一步上升，這又加劇了財富的集中。《21世紀資本論》指出，過去數百年間，資本所得占GDP之比一直在上升。無疑，新工業革命的深化，將強化這一趨勢：收入分配將更進一步向資本集中，勞動力所得占比將進一步下降。這不僅僅是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它將徹底沖擊我們一直賴以的傳統收入分配理論。
在此情況下，失去工作的人們將靠什么生活？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再分配的作用。經濟的市場化改革需要“小政府”，但在機器人生產并以此組織新的生產體系的環境里，當是政府在生產領域中的組織和分配資源的功能的弱化，而在分配領域，則需要更有效率的“大政府”，政府向資本征稅，再通過轉移支付，“救濟”被機器人擠出就業市場的人們。他們拿著政府轉移支付而得到的收入，購買所需要的產品和服務，由此形成生產—收入—消費的循環流轉。由于機器人不知疲倦地生產和工作，即便給它們低待遇，也不會“罷工”，社會的物質產品并不會因為人們“惡勞”而潰乏，相反，物質產品足夠豐富多彩，被機器淘汰下來的工人可以過上體面的生活，有的是閑暇和輕松的心情。那時，“好逸惡勞”不再是簡單的道德批判，而是變成了技術與社會進步的重要表征。人，不復是勞動力和生產者，而變成純而又純的消費者，消耗著由機器人不辭辛勞生產的各類物質產品。
二 中國制造業的未來出路與希望
機器人生產不僅沖擊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還將根本沖擊現有的經濟學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例如，失業率或就業率不再是判斷經濟增長與否的良好指標；貨幣政策是否還要以充分就業為最終目標？在既有的經濟學理論中，失業率是判斷經濟繁榮與衰退的重要指標。在經濟高漲與繁榮期，失業率下降至低于自然率的水平；反之，在經濟衰退期，失業率會高于自然率水平。貨幣政策就是通過調整利率水平，使得實現的失業率與自然率相當，此時，宏觀經濟總體也會處于均衡水平。但在機器人生產下，勞動不再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勞動力成本也將只是生產（可變）成本的極少部分，因此，“失業率”不再與宏觀經濟的波動相關。
這意味著，過去解釋宏觀經濟波動的所謂“自然失業率”理論、菲利浦斯曲線、動態不一致等等，都將被扔到理論的歷史垃圾桶里。屆時，聯儲主席及理事們，不再會為利率的調整而設定“失業率”閥值，他們也不會因就業與通脹孰先孰后的不同主張而有鷹派鴿派之分。
同時，生產不再依賴于勞動力成本及工人的勞動熟練程度，因此，基于現行勞動力市場的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體系也將被巔覆，全球貿易量與GDP之比，將隨著機器人生產的廣泛利用而大幅下降。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各國為之困繞的“全球經濟失衡”將機器人參與的新一輪全球產業鏈重組而自動校正，甚至可以自動地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或者，退一步說，即便全球失衡依然存在，那也是一個新的失衡過程，它不是建立在以勞動力成本之上的全球失衡，而是基于資本和技術自主性和應用率的全球經濟新失衡。
在這種失衡下，全球最優產品的貿易流向，不是從擁有“人多”的發展中經濟流向“勞動力成本高”的發達經濟，而是從擁有資本和技術優勢的發達經濟流向“人”多而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經濟體，那時的失衡，將最終表現為發達經濟體擁有貿易順差，發展中國家則擁有貿易逆差。由是觀之，基于當下的貿易失衡、全球資本流動的各類國際規則也將失去它原有的意義，被媒體熱炒的TPP、各種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將成為廢紙一張，由是觀之，中國也不必為被排除在TPP之外而自尋煩惱了。
機器人生產也將沖擊基于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學理論及政策實踐。根據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型，資本和勞動是經濟增長中最重要的兩種生產要素。勞動供給增長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反之則反是。所謂“人口紅利”，其要義之一就是，充裕的勞動力供給及勞動參與率的上升，使得一國經濟可以利用廉價勞動力的成本優勢而吸收更大量的資本，從而提高了潛在增長率。以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因為人口老齡化而出現了長期的衰退或低增長。日本老齡化使日本制造業失去了全球競爭力，也使日本經濟陷入長達20年的衰退。中國人口結構拐點已現，人們無不對未來的增長充滿了憂慮甚至極度的悲觀。現在，國內一些人呼吁放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主要理由之一便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正在蠶食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因此，需要新生的勞動力供給來彌補日漸老齡化的勞動力市場。
這種觀點恰恰忽略了當下技術進步對傳統勞動力替代的顛覆性影響。由于未來生產要素組合中，資本—勞動比會上升到極高的水平，“人力”勞動將成為生產中極不重要的部分。過去適用于日本的人口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因機器人的出現及其在生產中的廣泛應用，在中國可能變得不再那么密切。機器人的誕生，即將改變全球制造業的版圖，勞動力密集的國家將不再是全球制造業的中心，全球制造業將圍繞資本和技術而展開和布局。孫正義早前在演講中說到，要讓日本在2050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國家，其信心就來自工業機器人正在改變日本因老齡化面臨的尷尬局面，機器人可以“忘我”地工作，其成本還不到“自然人”的十分之一。
這就告訴我們，如果說放松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有意義的，那也不應當立足于要解決中國長期增長中“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機器人生產體系中，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相對于勞動需求）會同時并存。鑒此，中國未來產業結構的升級，不僅是最終產品質量與品牌的升級，更是由過去工人流水線的作業升級為智能機器人的流水線生產。只有更高“智商”的機器人涌入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中國未來的制造業才會有出路和希望。簡言之，未來全球制造業的高地，不在充裕而廉價的勞動力供給，而在于全球領先的智能機器人技術。
三 基于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新技術革命
新技術革命，不僅是智能機器人的大量涌現，更重要的是，它是基于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生產。傳統市場經濟中，廠商是基于價格信號而組織生產的，但并無中央計劃者來指揮廠家該生產哪些產品、該生產多少，一切圍繞市場、價格和利潤轉。市場競爭的特質，恰恰就在于分散化，所有市場參與者都只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在此狀況下，資源得以通過價格信號流動和重新配置，并能夠將資源配置到效率更高的企業中去。
現在有一種說法是，大數據的出現，使得社會組織和生產方式出現了去中心化的趨勢。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就是要去中心化和去集中化，通過市場化的分散決策和價格信號，生產者可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實踐中的計劃經濟之所以四處碰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計劃者無法確切地知道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與中央計劃者之間信息不暢，使得計劃者確定的產品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計劃與管制的結合，造成了普遍的短缺，它并不是組織生產的好方式。
在傳統的市場經濟中，當市場價格上漲時，廠家就會增加生產；反之，當價格跌落時，則會減少生產，實現供需之間的均衡。但在價格上漲時，企業也往往會過度地增加供給，導致產品過剩；價格下跌時，也可能導致廠家過度減產。可以說，市場經濟就是在價格漲跌與生產過剩循環過程中尋找均衡的，而在這個過程中，浪費往往不可避免，甚至要通過“危機”這種極端的方式來建立新的均衡。這表明，盡管價格信號是市場經濟生產的指揮棒，但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經濟的實踐中，人們也一直在力圖尋求市場與政府之間的平衡，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自發的市場“盲目”競爭的不足。遺憾的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并不那么成功。
但是，基于信息技術的大數據的出現，將弱化價格信號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即便同樣披著“市場經濟”的外衣，利潤最大化仍是廠家的心臟起博器，但機器人生產中的市場經濟也將很不同于過去以純粹價格為指揮棒的市場經濟。我們常說，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承載著傳遞信號的功能，但信息不對稱又總是存在的，這就使得在理論上堪稱完美的市場經濟在實踐中總會遭遇種種尷尬的原因。
然而，基于現代信息技術和大數據的生產中，從消費者到生產者，或者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信息傳遞渠道和機制已然發揮了根本性的變化。消費者不僅可以借助現代信息技術搜尋產品供給信息，還可根據用戶評價（分）來決定將貨幣選票投給哪家的產品。滴滴方便地溝通了乘客與出租車之間的信息，既方便了乘客，也降低了出租車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空駛率。更重要的是，消費者可以直接向生產者提出消費需求，廠家并不需要通過價格的漲跌來粗枝大葉地判斷消費者口味及其量的變化，因而不太可能造成產品的過剩；消費者自己也會參與產品的設計，不僅有更豐富的用戶體驗，而且在消費產品時也充滿著自己設計的成就感。因此，現代信息技術和大數據，可以直接將消費者的需求信息傳遞給生產者，生產者據此而組織和安排生產。
過去，日本企業管理中提出的“精益生產”、“零庫存”將會因大數據而得以更好地實踐。我們不妨推測，基于信息技術的生產，將使精益生產逐漸地在全球演變為“精準生產”。是故，生產的智能化與信息化的有機結合，是當下技術革命區別于過去產業革命的根本之所在。
這就引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過去市場經濟的精髓——分散化決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機器人生產體系中是否還依然有效？答案很可能是，既然消費者信號的傳遞不再單純依靠價格的漲跌，那么，分散化決策對資源分配和使用的效率就可能相應下降；相反，一定范圍內的集中和計劃生產，不僅成為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我們甚至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在大數據的生產時代，越是生產的集中，產品過剩的可能性就越低。
進一步說，基于大數據的機器人生產本身，可能就會加劇生產的集中。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假設某種產品只由一家企業生產和供應，消費者通過該企業的APP傳遞產品的需求信息，那么，該企業就能夠根據該信息來安排和組織生產。它生產的量，恰好滿足消費者預訂的量，不多不少。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大數據下的生產，可能演變成為十足的“訂單”生產，而不是基于價格及庫存變化來組織和安排生產。
果真如此，屆時，企業非意愿存貨的周期波動下降了，宏觀經濟將因此真正邁向“大緩和”時代。經濟運行對政府“熨平周期波動”的需求下降了，基于現代信息技術與大數據的生產組織方式，正在埋藏政府無所不在的經濟干預。那時的經濟體制，將演變成為“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的新時代。不過，這里的“計劃”，不是政府對企業的指令性計劃，也不是指導性計劃，而是企業基于訂單的市場導向性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