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從以下四個層面來闡述：
新型舉國體制：高科技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根本性的制度設計
新型舉國體制的“新”在哪里？
新型舉國體制對于商業航天的發展將有著怎樣的影響？
新型舉國體制：商業航天跨越式突破的制度手段
新型舉國體制：高科技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根本性的制度設計
對于中國航天業來說，舉國體制這一概念并不陌生。事實上，中國航天的發展歷程，正是傳統舉國體制成功實踐的典范。
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傳統舉國體制在新的歷史方位和時代背景下，基于理論和實踐的雙重邏輯，演進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新型舉國體制。而航天業，也在近年來興起了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的商業航天發展大潮。
所謂新型舉國體制，是集中全國各方人力、物力、財力，以國家發展和國家利益為根本旨歸，以攻克重大項目或完成重要任務為主要目標，以實現突破性發展和跨越式進步為外在表現的體制設計。新型舉國體制的核心是強調舉國體制要在市場經濟和市場機制條件下展開創新與探索，擺脫傳統舉國體制中國家重大科技領域的技術進步難以有效實現轉移轉化，與產業科技發展“兩張皮”的弊端。
早在2011年7月，《國家“十二五”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產學研用相結合的新型舉國體制”。新型舉國體制正式進入我國科技發展的制度設計框架中。
2018年以來，在美對華發起高烈度科技戰后，以芯片為代表的高科技領域“卡脖子”問題日益凸顯，新型舉國體制的建立和實施更加成為中國在科技戰中破局突圍的關鍵所在。
隨后，在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2021年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中，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都強調要構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優化配置創新資源。
至此，新型舉國體制正式確立為我國高科技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一個根本性的制度設計。
新型舉國體制的“新”在哪里？
從其內涵演變來看，新型舉國體制有著全新的時代特征和發展邏輯，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首先是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強調舉國體制主體結構的優化升級，旨在通過政府與市場的有效協作實現技術突破，形成“有為政府主導、有效市場協同”的科技創新局面。
其次是產業技術創新成為主戰場。傳統舉國體制下科技突破與產業發展“兩張皮”現象突出，缺乏靈活性和經濟性，新型舉國體制力求發揮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推動研發要素向產業鏈上具有更高生產率的企業與部門流動，強化關鍵研發成果的轉化應用，形成核心技術與產業發展的緊密關系。
第三是企業成為創新主力軍。企業成為打通技術與市場的節點，實現產學研閉環的關鍵，既是新型舉國體制中重要的研發攻關主體，也是實現市場經濟與舉國體制更好結合的樞紐。
第四是呈現新的組織形式和參與者。傳統舉國體制實際上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創新模式，在新型舉國體制框架下，掌握創新資源的地方政府和擁有科研實力的民營企業，將成為重大科技創新和重大項目建設的有力參與者和重要變量，這也使新型舉國體制呈現出新的組織形式。
新型舉國體制對于商業航天的發展將有著怎樣的影響？
航天是關乎經濟發展、科技創新、社會進步、國防建設和綜合競爭力的國家戰略性力量。無論是從全球還是中國的維度來看，都是大融合大聯動的創新活動，始終需要集智攻關、協同創新，這也使中國航天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成為體現舉國體制優勢的成功典范。在新的時代背景、新的重點領域、新的主體結構和新的技術支撐的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對航天發展的意義尤為重大。
而商業航天作為航天發展的重要一極，對于新型舉國體制具有更緊迫的現實需要、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豐富的運作方式和更深遠的戰略影響。
當前，我國商業航天在發展時間和發展水平上較國家航天都有著較大的差距，處于相對割裂和發展不平衡的狀態，難以把航天科技成果、戰略資源，及其所構成的戰略支撐轉化成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有力驅動。國家航天和商業航天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互為支撐的有機整體，新型舉國體制在商業航天領域的推進，有利于市場機制在航天業中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作用，企業成為創新主體，科技創新推動產業發展等一系列目標的達成，既發揮政府統籌與引導作用，又體現市場和企業的主導作用，建立高效的“聯合+競爭”的協作機制，形成政、產、學、研有效參與的創新聯合體。
更為緊迫的是，中美已經成為航天領域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面對中國航天近年來取得的重大進展，在航天領域，美國對中國的主要優勢逐漸集中在商業航天上，美國瞄準了中國商業航天發展不足的軟肋，試圖以商業航天作為主要的太空戰略力量獲取競爭優勢，進而壓制中國航天的整體發展。事實上，在商業航天的發展上，中美之間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
以商業火箭為例，美國通過政策調整、資源調度，技術支持，項目與訂單扶持等創新激勵和政策法規措施，大力扶持商業火箭創業種子企業，培育具有全球影響的領軍企業，加速商業航天的發展步伐，并以此保持在全球航天競爭中的領先位置。伴隨著SpaceX等商業航天公司的崛起，其火箭運載能力、效率、成本等綜合指標呈現出快速的代際提升趨勢。其中，SpaceX研發的獵鷹重型運載火箭起飛重量為1566噸，可以提供高達2488多噸的起飛推力。如果以其近地軌道有效載荷63.8噸計算，運載系數高達4.07％。地球同步軌道運載能力系數高達1.7％。
與之相較，盡管中國航天2021年以55次發射居世界首位，發射載荷115個，載荷總質量191.19噸，但在運載能力方面，完成51次航天發射的美國在發射次數上雖屈居第二，但發射載荷1335個，載荷質量總質量達到403.34噸，超過其他各國發射航天器質量總和。其中，SpaceX占據了一半以上，是中美在運載能力差距上的主要因素。
除此之外，美國還加大商業航天領域對探索性、前瞻性和顛覆性技術的支持力度，推進天地往返、水平起降組合動力、航班式進出太空新技術的探索研究，將技術領先優勢快速轉化為新的“代差”優勢。
這種差距要求我們在商業航天這一競爭主戰場以新型舉國體制為制度保障，迅速攻破關鍵核心技術，實現追趕和超越，推動我國航天強國建設的步伐。
新型舉國體制：商業航天跨越式突破的制度手段
更為重要的是，新型舉國體制的推進，可以有效地克服當前我國商業航天發展中出現的“小、散、亂”，各自為政，低水平重復，技術突破乏力，生態成長遲緩，市場發育不暢的等諸多弊端，集合各方力量，聚焦關鍵技術，優化行業資源，實現商業航天的整體突破。
因此，就商業航天而言，對于新型舉國體制，具有更緊迫的現實需要、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更豐富的運作方式和更深遠的戰略影響。而新型舉國體制，也能夠成為商業航天跨越式突破的重要制度手段。
事實上，只有把政府、市場、社會有機結合起來，激發高效的創新動力、創新能力與創新活力，在現有基礎上更好地整合全國、全民的資源與創造力，贏得創新發展的戰略主動，才能可持續地提升我國航天科技水與產業發展水平。
當今世界，高科技競爭已經成為全球競爭的制高點，而市場和創新，是推動高科技產業持續發展和快速迭代的兩大要素。對于航天領域這一高科技聚集地而言，商業航天是將市場與創新兩大要素緊密連接的橋梁樞紐。因此，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市場與創新相統一的新型舉國體制必然也應當成為商業航天跨越式突破的重要制度手段。
就商業航天而言，無論是構建開放的技術創新體系，還是有效達成和實現多重利益的結合與統一，新型舉國體制和混合所有制模式都具有相當強的一致性。如何通過混合所有制模式在商業航天領域推進新型舉國體制的實踐，是當前商業航天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如果說，新型舉國體制是我國商業航天實現跨越式突破的重要制度手段，那么，如何在實踐中推進新型舉國體制？
答案是：混合所有制模式就是一個可以選擇的現實路徑。
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上世紀90年代，我國就允許民間資本和外資參與國有企業的改組改革。實踐證明，混合所有制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國家將混合所有制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改革空間和政策供給方面，施展余地和支持力度更大。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闡明了混和所有制在宏觀層面關系到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地位。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指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而《國務院關于國有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意見》中強調，通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促進企業健全法人治理結構，促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促進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夯實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微觀基礎。
由此可見，混合所有制已經成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構成。伴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進入深水區，已經推進到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航天，正在成為新一輪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航天領域的特殊性，決定了其不同于一般性行業改革的性質，因此在混合所有制模式建立的過程中，必然對這一領域的改革與開放的內涵進行再次解讀。
首先，航天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必然是以國家為主導的有序改革，但其難點在于如何在有序改革中充分調動社會中市場和創新兩大活躍要素的積極參與，即如何在安全和效率間取得合理的平衡。這也是航天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推進較為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次，航天領域的開放不能僅僅是囿于系統內的開放，必然要跳出航天來思考和謀劃如何與社會大系統達成融合，共同發展。其核心在于推動各種優勢和資源的組合，充分實現內外合作。
航天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模式需要達成三個目標的統一，一是航天先進技術的研發、融合、擴散和轉移；二是轉換企業的經營機制，由行政化體制向市場化體制轉變；三是吸收社會資本，優化治理結構，解決內在發展動力和外部發展資源的問題。其核心是構建聯合協作、共同推進的綜合創新體系。
因此，航天領域的混和所有制應著眼于兩個融入。
第一個融入，是航天產業的創新體系要融入到國家整體的創新體系中。航天的創新不是孤立、封閉的創新，它必須與社會創新緊密結合，共同服務于長期的戰略目標。
第二個融入，是航天產業的發展要融入到社會的發展中，要在與社會發展的共振中有效借助社會資源、社會力量、社會創新包括個體創新促進航天產業的持續發展。
而商業航天正是航天領域推進混合所有制的一個重要的突破點。
首先，商業航天企業可以通過混合所有制模式構建開放的技術創新體系。航天科技的發展必須有龐大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撐，而這個開放的創新體系的最佳形式就是由政產學研共同構成的統一體，商業航天企業正是這一開放的創新體系的有效載體和平臺，既可以成為吸納先進技術、社會資源的海綿體，又可以成為區隔軍民技術的防火墻。
其次，商業航天領域的混和所有制模式可以有效實現多重利益的結合，達成創新利益和經濟利益、國家利益和產業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整體利益和局部利益的最優解。
就商業航天而言，無論是構建開放的技術創新體系，還是有效達成和實現多重利益的結合與統一，新型舉國體制和混合所有制模式具有相當強的一致性。
新型舉國體制以技術創新和突破而為旨歸，使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產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要戰場、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力軍。而混合所有制則可以作為一種新的政產學研深度融合模式，形成緊密的融合體，聚合各類資本資源，成為新型舉國體制推進的重要途徑。
因此，混合所有制模式在推進新型舉國體制的構建中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混合所有制模式的建立，可以有效整合新型舉國體制所需的各方資源，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如何通過混合所有制模式在商業航天領域推進新型舉國體制的實踐，是當前我國商業航天發展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正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新型舉國體制和混合所有制模式，作為我國當前推動科技和經濟發展的基本制度設計，對商業航天的發展同樣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現實價值。但是，任何制度設計，如果缺乏動力機制和可行路徑，都難以在實踐中獲得切實推進并獲得良好效果。
當然，對于商業航天而言，無論是新型舉國體制還是混合所有制模式，都是具有探索性的嶄新課題。如何將這兩種制度設計融合于商業航天發展的實踐中，首先需要解決的是動力和路徑的問題。
在普遍意義上，新型舉國體制可概括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與關系模式，即既要發揮市場機制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要發揮政府計劃在技術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只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共同作用下政產學研等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才能發揮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市場機制的競爭優勢、多元主體利益統一的協同優勢和長期目標指向的戰略優勢。
與此同時，技術創新中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包括技術創新的可行性嘗試，技術創新的前景判斷，技術創新的市場價值實現，技術創新的社會融入度等等，共同構成了技術創新中資源與資本投入的風險。
因此，新型舉國體制的動力機制必然包括攻克關鍵核心技術的目標導向機制，多元參與主體的利益驅動機制，技術創新風險的補償機制，管理者及骨干人才的激勵機制。
就商業航天而言，新型舉國體制的動力機制依然適用。要在商業航天領域推進新型舉國體制，必須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動力機制。具體包括：
一，將商業航天相關產學研資源——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及產業資本等主體納入國家統籌引導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選擇范圍。國家給予明確的目標導向，并配套相應的扶持政策，以及公平的競爭環境，以調動最活躍的創新和市場要素，加快實現技術和產業兩個層面的跨越式進步和突破性發展。當前的芯片產業正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其目的在于發揮技術創新體制中的計劃優勢，集中全國技術創新資源進行技術攻關，破解技術創新中“卡脖子”及打壓“脫鉤”難題，從而實現新技術創新的“趕超”。
二，明確商業航天產業各個參與主體的利益訴求，并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平衡利益分歧，達成各利益主體的帕累托最優和效率最大化。
例如：在商業航天發展中，同為政府主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訴求就有所差別，中央政府更傾向于投入長期效應科研項目，地方政府則更傾向于投入短期內發揮作用的即時技術創新和具有科技、產業牽引帶動效應的項目。
三，要極其重視推動商業航天技術創新成果的市場化、產業化，彌補技術創新的成本和風險，形成技術創新的良性循環和補償機制。
四，要在商業航天領域建立合理的創新激勵機制。創新激勵是影響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如果技術創新的人才和企業得不到激勵，技術創新就缺少動力，可持續技術創新將無法維持。
通過對新型舉國體制動力機制的分析，可以看到，混合所有制模式正是構建這一動力機制的一個重要方法和可行路徑。
混合所有制以產權為核心，通過企業治理結構、經營機制、監管制度的系統性變革，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達成協調統一，實現政府有效監管、企業持續發展、社會資本認可的合作共贏。同時通過員工持股等激勵機制，激發企業活力。
目前，我國商業航天領域的混合所有制模式的構建有兩個途徑。
一是通過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達成。例如航天科工集團下屬航天科工火箭公司已經展開戰略投資者引入、員工持股等資本運作，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走在前面。其所研制的“快舟”系列商業火箭采用了國際首創的星箭一體化技術，在國內首次采用柵格舵控制技術，是中國首個具有快速集成、快速入軌能力的小型固體運載火箭，創造了中國航天發射的最快紀錄，初步形成了中國亟需的空間快速響應能力，增強了我國商業火箭的市場競爭力。
二是通過創建混合所有制企業實現。例如由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持股約30%的中科宇航，通過創新項目牽引，社會化融資、地方政府合作等方式，搭建了混合所有制模式，面向商業發射市場需求，充分調動團隊、地方政府、戰略投資方的積極性，三年時間就快速完成了力箭一號運載火箭研制工作，在火箭技術創新、研制效率、成本管控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同時，在廣州南沙采用地方政府“代征代建”方式建設中科空天飛行科技產業化基地，建成后有望成為國內首個全產業鏈商業航天產業基地。
從當前商業航天領域的混合所有制實踐來看，與新型舉國體制在目標和手段上都具有相當強的一致性和同構性。就此而言，通過混合所有制模式建構并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的動力機制，是我國商業航天發展政治邏輯、經濟邏輯、科技邏輯的統一，也是技術創新、產業發展、市場開拓以及體制變革的可行路徑，更是兩種制度設計在商業航天領域融合互補，發揮其最大價值的現實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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