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企業最高獎勵5000萬元！“中國最牛風投”合肥又對集成電路產業出手了！
合肥的集成電路產業起步相當晚，卻僅用不到10年，就從行業邊緣躥升至一線梯隊。在最新的中國大陸城市集成電路競爭力座次表中，合肥市穩居第6位，將成都、西安、南京、蘇州等甩在身后。
合肥，憑什么又一次豪賭成功？
【01】
今年一季度，全國集成電路產量罕見下滑4．2％，而合肥1－4月的集成電路產值卻保持59．5％的高速增長。
抗疫不停工，是合肥集成電路產業乃至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關鍵。
僅用不到一周的時間，合肥就控制了疫情，全市無一區縣封控，學校工廠沒有出現停課停工。
而這個春天，合肥的長三角鄰居都困在疫情里。上海足足停擺兩個月，復工復產才剛提上日程；杭州，因零星新增確證病例，一些區域停工停課。
2022年5月12日，針對疫情防控，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表示，不管中高風險還是疫區人員，歡迎隨時光明正大地來。他還批評道：“層層加碼看似履職盡責，實則是懶政怠政。”
這一暖心“抗疫”政策，也讓合肥上了熱搜榜。
但網友點贊的“合肥模式”，其實只看到了表面。
針對區域內重點企業，合肥成立了保供小組，讓這些企業能夠維持正常經營。
在了解到長鑫存儲、京東方、晶合集成等半導體企業供應鏈受阻、原材料短缺后，合肥開通了“大阪－仁川－合肥”聯程貨運航班，力保光刻膠、硅片等原材料的供應，還對上海口岸重點進口貨物實行“先放后驗”，解企業的“燃眉之急”。
4月中旬，合肥顯示器驅動芯片龍頭企業晶合集成，本已面臨“無米下鍋”，在合肥的保供措施下最終成功“續命”。
無塵車間里，工人正在加緊生產，在經過一道道復雜精密的工序后，芯片持續下線。
半導體產業是合肥近年的核心產業。早在2016年，“大練芯片”的熱潮尚未席卷全國，合肥市政府就著手聯合兆易創新，謀劃成立專攻高難度DRAM存儲芯片的合肥長鑫。2019年9月，這粒種子結出果實——長鑫率先宣布量產國產DDR4內存芯片，在“卡脖子”反擊戰中，放出了響亮一槍。
聯發科技、長鑫存儲、晶合集成、通富微電子……合肥已經完成了集成電路從研發設計到晶圓制造，再到封裝測試、設備材料、第三方服務平臺的全產業鏈布局，是全國少數幾個擁有集成電路全產業鏈的城市之一，也是集成電路五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之一。
這樣的核心產業，合肥不可能不力保，也不能不力保。因為合肥半導體的背后，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周邊蚌埠、蕪湖、銅陵、池州、滁州這些城市，都受益于合肥半導體崛起的拉動，一起構成了安徽“一核一弧”半導體產業空間分布格局。
2021年，合肥集成電路企業已經超過300家，從業人員超過2．5萬人，產值超過400億元。
但在9年前，合肥半導體企業只有20多家，產業鏈產值約20億左右。產業鏈完整度，產業地位更不能同日而語。
9年里，合肥發生了什么？
【02】
2018年4月15日，國內半導體領域的頂流，紛紛奔赴合肥市政府，參加其舉辦的“國家集成電路重大專項走進安徽”。
他們中，包括中芯國際、紫光集團、通富微電子負責人、清華大學和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專家等。
在這場活動上，業內流傳已久的合肥“506”項目，揭開了神秘的面紗——由合肥市政府與存儲芯片第一股兆易創新合作、總投資超2200億元的合肥長鑫12英寸存儲器晶圓制造基地項目啟動。
這是繼京東方后，合肥的又一次大手筆投資。
但如果把這筆投資，簡單理解成風口押注，那就小看了當地對于產業理解。從顯示面板到芯片，合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推進，既是一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也是一場關于配套升級的長遠謀劃。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合肥就依托輕工業基礎，努力打造自己的白色家電產業，從僅僅依靠本土品牌榮事達和美菱，到吸引美的、格力、長虹等巨頭入駐，最終在2011年家電產值超越青島和順德，成為全國白電之都。
但只扶持白電，似乎并不過癮，也不能平衡風險。合肥政府顯然希望能用更多的腿走路，調研、搜索、尋找下一個產業目標。
這個目標，在2004年被聚焦在了液晶顯示屏上。
時任合肥經濟開發區副主任的王厚亮，在走訪時得知，家電企業迫切需要大尺寸的TFT－LCD液晶顯示屏。
本著“解決問題”的思路，合肥開始了與中國新型顯示產業“一哥”京東方的招商談判，希望能夠引入其第6代TFT－LCD生產線。
2007年，合肥電視機產量雖然只有500萬臺。但長虹項目正在建設，海爾和榮事達也在擴產。京東方的6代面板線產品不愁沒有銷路，風險幾乎都可以消化。
更重要的是，京東方可以打開合肥家電產業鏈的上游環節，一旦成型，聚集效應不可估量。
因此在京東方招商時，時任合肥市委書記孫金龍撂下了一句狠話——“砸鍋賣鐵，也要干成這事。”
半導體是個周期長、資金密集的行業，京東方第六代線項目總投資需要175億，而合肥當年的財政收入才160億。因此京東方的第一選擇并非合肥，而是財大氣粗的深圳。
在拿下京東方項目后，除了銀行授信的85億租金，合肥市政府還要填補90億的空缺——市政府甚至因此暫緩了地鐵項目。
最終，合肥市政府采取了市場化機制解決融資難題。2008年11月8日，京東方向5名合肥“國資系”戰略投資者發行股票募集資金。
在市政府“背書”下，項目吸引了不少投資者，最終募集到120億元。這其中，合肥國資系只出資30億元。也就是說，合肥市最后只花了30億元，就撬動了這個175億元的項目。
這最終成就日后的共贏。京東方的落戶，解決了合肥當地家電企業每年500億－700億的顯示屏采購問題，還帶來了產業鏈上游的彩虹、住友化學、康寧、三利譜等100多家企業。
合肥招商京東方的案例，其實是一次典型的“政府主導配套式升級”。在完善現有產業鏈同時，逐步向高端爬升。在這當中，最重要的是用市場眼光和市場機制對風險進行計算與化解。
遺憾的是，外界往往只注意到“看似不計后果的賭博”，卻忽略了這當中的前瞻、籌算與市場化手段。
【03】
在解決了“面子”問題后，“里子”的問題凸顯出來。作為合肥的支柱產業，家電、顯示屏在尋求轉型時，都面臨一個問題——缺芯。
這成為了合肥提出重點發展集成電路的由來。自然，它同樣符合“產業配套”的打法。
2013年，合肥邀請十幾位半導體行業專家、學者反復討論、驗證后，制定出臺了《合肥市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規劃（2013～2020年）》，首次提出把合肥打造成“中國硅谷”。
這甚至比《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2014年）》，還要搶先一步。
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上，地方沖破政策的案例并不鮮見，但以一地之力，先于國家進行高新產業規劃，合肥政府的敏銳性卻頗值得品味。
自此，大眾眼中一路開掛的“合肥模式”，在合肥芯片產業開始上演。
依托操作京東方案例的經驗，合肥找到了兆易創新，聯手向被外資壟斷的DRAM產業發起沖擊。
長鑫一旦成功，將是合肥繼京東方之后另一個產業地標。但打造這個產業地標，需要的投入則更加巨大——項目總投資超過2200億元，第一期就要220億，但合肥市政府出手承擔了四分之三。
長鑫沒有辜負合肥的厚望，5年時間，便實現了我國自主研發芯片0到1的突破，并隨著第一座12英寸晶圓廠的投產，成為大陸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DRAM設計制造一體化企業。
龍頭企業的集群效應下，聯發科技、群聯電子、兆易創新、君正科技等IC設計企業，富通微電子、新匯成等IC封測企業，紛紛落戶合肥。合肥集成電路產業鏈，就此形成閉環。
截至目前，合肥形成總規模超過1000億元的基金叢林，帶動社會投資近4000億元，其中，針對集成電路產業、規模300億以上的基金，至少有3個。
安徽省省長王清憲說過一句話：“資本市場不活躍，實體經濟就不活躍。”
這句話的背后，可能另有深意：不懂資本運作的政府，不是好投資人。
經歷京東方經典一役后，合肥被冠上了“最強風投機構”的稱號，也探索出一條“國資引導＋產業基金跟進＋資本市場撬動”的融資體系，以國資入股“背書”，帶動社會資本服務招商引資，形成合力共同培育產業。
合肥國資入股的目的，是為了把產業做起來，以撬動更多社會資本。在和兆易創新商談長鑫項目時，合肥市政府就承諾：長鑫要是成功了，合肥市的股權就由兆易收購。
在合肥，把企業“扶上馬，送一程”的任務，被交給了合肥國資委旗下的三大投資平臺。
在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合肥建投）、合肥市產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合肥產投）、合肥興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合肥興泰）三大平臺的牽頭下，社會資本被源源不斷地引入，成立相關產業基金。
因此，到京東方10．5代線項目的時候，就通過合肥產業引導基金芯屏基金，直接撬動了79．45億元的社會資金。
而合肥長鑫迅猛崛起后，也引入了阿里巴巴、陽光人壽保險、中郵人壽保險等股東，撬動上百億級資金。
【04】
2020年，合肥成功躋身“萬億俱樂部”。2021年，GDP沖破1．14萬億元，位居全國第19位，十年GDP累計漲幅213．83％，為全國第一。
在外界看來，京東方、蔚來汽車、合肥長鑫……合肥這些年的大手筆投資，為這座城市帶來了“賭城”的外號。
不過，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書記虞愛華卻說：“合肥的發展不靠手氣，靠手藝。”
他口中的“手藝”，顯然指的是懂產業、懂技術、懂政策的專業人才，以及一整套科學、精密、市場化的決策機制。
在合肥引進一個重大項目，要走幾步？
答案是，市政府先報給市人大財經委，經財經委審完后，再報給主任辦公會，主任辦公會之后是常委會。
這些部門里，有從政府出來、懂政策的老領導，也有從大學出來、懂技術的專家教授，還有來自金融／產業界、懂產業的人才。
跟合肥招商團隊打過交道的人都說：合肥這座城市，懂產業。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半導體產業，合肥的懂，恐怕并不止于是“懂”一點。
中科大落戶合肥的故事已在網上傳遍，但合肥不光有中科大，還有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38所）、第四十三研究所（43所）、合肥工業大學、電子工程學院等科研院所……
在時髦的說法中，合肥這座城市“科里科氣”。在半導體領域科研實力雄厚。京東方到了合肥之后，就發現，很多原理上的問題和診斷，在合肥本地高校中就可以得到解決，或牽線引薦。
合肥還摸索出一套“打通知識走向市場”的經驗，高校老師與政府干部“雙向奔赴”，讓高校老師走進政府部門掛職，把研究論文變成文件、對策變政策；政府干部走進高校跟班學習，梳理科研人員的專利成果，對接市場需求。
合肥半導體協會會長、合肥國家“芯火”雙創基地主任陳軍寧，也是中科大特聘教授、安徽大學資深教授，他也參與制定了《合肥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規劃（2013－2020年）》。
也有政府干部，花七年時間泡在高校，梳理科研成果，把自己煉成了專家。
政府干部變專家，專家參與決策，讓合肥市政府對于產業認識更為宏觀。他們曾經花了一年多時間，繪制產業鏈的“兩圖四表”，即全景圖、分布圖、總體情況表、重點企業匯總表、重點項目表、創新平臺匯總表，并由一個鏈長負責一條產業鏈。
在合肥，芯片產業鏈的鏈長，正是市委書記虞愛華。
合肥走紅之后，有許多城市的主政官員前往學習，這當然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不過，在學習合肥時，官員們或許可以先聽聽美國經濟史專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的建議：
社會科學總渴望發現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和規律，但這種心態需要成熟起來。不要低估經濟現實的復雜性，也不要高估科學工具的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