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將從7月4日起，對韓國出口關鍵技術的材料施加限制，由此日本和韓國這對矛盾重重的老冤家和新對手，最終走向了貿易戰爭的新臺面。
這場賭注了韓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命運的事件起因，表面來看：僅僅只是韓國法院對日本企業強制賠償“韓國勞工”的裁決，該裁決要求日本公司賠償韓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強迫勞動的補償。
而更深的原因，則是日韓崛起背后，深埋于科技產業鏈條的利益之爭。
丘吉爾曾經說過：“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日本和韓國的科技戰爭背后，顯然不止舊怨，還有5G賽道下未來國運之爭的新仇。而這場日本與韓國科技戰爭的起點，怕是要從日韓崛起的歷程，慢慢回顧。
日本倔強的崛起歷程
1945年，日本戰敗后經濟直接進入休克狀態，面對滿目瘡痍的廢墟，日本雖然失去了企業，但卻因主動投降的協議而保留下了重建企業的人才。
面對主動投降并成為美國駐軍基地的日本，和戰后進入美蘇對峙的新“冷戰”，讓美國將日本直接設為了亞洲對抗蘇聯第一陣地。
在這種特殊優勢的保護下，日本前五年的重建得到了來自美國的大量援助，并在1950年憑借扎實的人才底蘊，就已經完全恢復了正常的良性運作。
這種與美國的蜜月期，一直持續到1987年，日本對美國發起的半導體戰爭。
而在此之前，這段蜜月期內，美國先是在1950年，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讓日本成為美軍軍需生產和維修的基地，據公開資料顯示：美國政府當時為日本支付巨額的特殊采購，這些特殊采購占當年日本出口貿易的27％。
除了對日本生存產品的特殊照顧，美國還在自己的鐵桿盟友英國的強烈反對下，幫助日本加入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使得日本早年期間可以向一個“正常國家”不斷邁進。
除了美國的援助，日本自己本身也較為爭氣，1956年，日本政府制定“電力五年計劃”。
這次計劃，直接拉開了日本和美國的第一次貿易戰爭。
據公開資料顯示：1957年到1972年，日本紡織品開始搶占美國市場，是最早進入美國貿易保護者視野的日本商品。面對日本在低端制造業的強勢，1957年后，美國開始密集通過限制日本紡織品進入美國市場的政策，這次交鋒最終以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的妥協而告終。
1958年，基于自身強大的工業底蘊，日本政府開始引導企業生產如汽車、電視等家用電器和鋼鐵，并由此埋下了日本第二次經濟發展高潮（巖戶景氣）和與美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貿易戰爭。
其中，第二次貿易戰爭發生在1968年－1978年，這次貿易戰的主角是與汽車制造息息相關的鋼鐵；第三次貿易戰發生在1970年－1980年，到了第三次時美國忌憚的日本商品已經從基礎材料，發展到了當時科技前沿的彩電產品。
事實上，根據公開資料顯示：在日本快速崛起時，美國為了培植制約日本制造業的備胎國家，已經在1960年后開始大力扶持韓國的發展。
這種培植，隨著1985年后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突飛猛進，而成為了在美國偏心下，讓韓國崛起與日本衰落的重要伏筆。
日本的泯滅與韓國的命運轉折
1980年到1990年是美日韓三國國運的重要轉折。
據公開資料顯示：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一直在為自家的通貨膨脹做斗爭。
其中，隨著美元緊縮政策的執行，美元匯率開始飆升，于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開始集中在美國投資。美國市場出口下降和進口上升，貿易逆差增大。
雖然美國通過貨幣緊縮，控制住了通脹，但隨著貿易逆差的增大，美國政府卻也因此攢下了巨額赤字。
1980年到1990年，作為傳統制造業向互聯網黎明轉折的關鍵十年，美國突然發現自己所主導的科技世界已經失去了核心的話語權。當汽車、電力、稀有材料和娛樂發展到無線電的前沿，美國的各個高精尖領域已經四處可見日本企業的影子。
其中，1985年廣場協定前，日本的汽車已占據了美國市場的25％，而美國汽車僅占日本市場的份額的1．5％。
另據公開數據顯示：1970年到1985年，富裕后的日本開始全球投資。
1985年時，日本對外投資額占到了全球跨國投資總額的20％左右，而美國卻因自身的經濟問題，從全球跨國投資的54％逐漸萎縮到了15％左右。
日本的崛起直接體現在半導體產量的提升上。1983年，美國所重金押注的半導體產業，被日本以更低的生產成本和技術優勢，實現反超。
所以，在美國因為經濟問題而陷入焦頭爛額的那幾年，日本經濟的強勢隨著美元的不穩定而在美國內部爆發了強烈的反日情緒，“Japan bashing”成了美國人的高頻詞。
而這種反日情緒的爆發，除了經濟問題外，還有一部分軍事因素和產業布局上的利益沖突。
因為在1985年以前，日本的半導體產品更具成本優勢，所以美國和日本的技術分工，引發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問題。
據一位知乎網友介紹：當年強勢美元使得許多國防產品的部件生產被轉包給日本企業，日本高技術制造業出現軍事化傾向，最終引發了華盛頓的國家安全問題擔憂。
1987年披露的東芝—哥尼斯堡事件，即東芝非法向蘇聯銷售高技術國防產品，而這一事件，也讓里根對不斷玩火的日本直接發起了二戰后美國首例貿易制裁，即《超級301法案》。
除卻日本在軍事因素上的自我玩火，美國在科技市場的布局受阻，也是美國對日本發動最強“貿易戰爭”的重要原因。
1985年是美日韓三國在半導體產業的重要轉折點，當時的科技領域，在半導體技術的發展下已經讓PC市場的未來漸漸明朗——得標準者的得天下。而當時，美國的唯一對手只有日本。
所以，面對日本在美國的DOS系統之外，獨自開辟TRON操作系統的“作死”事實。以及美國軟體業界律師哈威爾的警告：“一旦TRON成為標準，日本資訊業將擺脫對美國軟體工業的依附，美國再打入日本市場，將難如登天。”
1987年－1991年，美國開始以《超級301法案》為敲門磚，配合美元貶值及日元升值的對賭性匯率操控手段，對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和操作系統的萌芽市場，實施了毀滅性的精準打擊。
1989年12月29日，隨著日經平均股價達到最高38957．44點后的瀑布式崩盤，日本徹底退出了與美國的PC話語權之爭，而半導體產業也自此走進了下坡路。
而美國在PC話語權上的勝利，為美國開創信息時代的絕對主導地位，攢下了30年輝煌的最優沃土。
對韓國的“偏愛”
韓國在半導體市場的崛起，除卻日本在“日美半導體戰爭”中的戰敗因素外，也和早年韓國在得到美國半導體技術援助時，積攢下的人才基礎有關。
據公開資料顯示：1961年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后，曾按照韓國國情開展了經濟開發五年計劃和新鄉村運動，并結合三星等財閥的企業基礎，在與美國的合作中使得韓國的農業和工業得到快速的發展。
其中，1962－1996年間，韓國政府制定的七個五年計劃中，第1－4個五年計劃稱為“經濟開發計劃”，第5－7個五年計劃為“經濟社會發展計劃”。
而這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動作，讓韓國得以在歷史潮流中，抓住了美國扶持韓國對抗日本的初心。
事實上，1995年后，韓國的半導體產業雖大，但韓國所能從事的半導體工作也僅限DRAM（內存）市場，而美國這邊在1989年確定Windows系統為世界PC標準后，則快速通過扶持英特爾掌控了PC處理器X86架構的絕對話語權。
1992年時，三星憑借64M DRAM芯片成為當時內存芯片的龍頭企業。三星在半導體產業崛起后，也曾一度面臨美國發起的反傾銷訴訟。
危急時刻，三星掌門人李健熙利用美國對日本在“軍事玩火”尚未消除的恐懼，派人游說克林頓政府說：
“如果三星無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業占據市場的趨勢將更加明顯，競爭者的減少將進一步抬高美國企業購入芯片的價格，對于美國企業將更加不利。”
于是，美國人僅向三星收取了0．74％的反傾銷稅，而對日本則最高收取100％反傾銷稅。
在世界最大的電子消費市場屬于美國，日本和韓國都十分依賴美國進口的1990年。美國對韓國的偏愛讓韓國在半導體產業崛起的有恃無恐。
隨著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遇阻，與半導體產業相關的顯示面板及其他信息時代的諸多產品，都受到了美國“偏愛”的波及。
比如，1989年后，用于生產OLED顯示面板的蒸鍍機的制造商Tokki公司曾一度瀕臨破產。而在這個特殊時期，韓國三星給到了Tokki公司蒸鍍機的救命訂單。
基于這段“友情”經歷，在過去幾年Tokki公司生產的高端蒸鍍機產品，基本全部給到了韓國三星。正因如此，三星才能在全球各地，四處建設OLED生產線，并在今天直接拿下了手機OLED屏幕市場93．3％的占有率。
而Tokki公司在走出困境后，隨后被日本企業佳能收購，更名Canon Tokki。
1995年以后，隨著日本和美國在“半導體戰爭”及“電信戰爭”中的落敗，美國憑借英特爾和微軟成為了世界互聯網中心。而韓國則借助為美國的互聯網帝國提供DRAM內存芯片和屏幕生產等互補服務，在三星、LG和現代等跨國公司的帶動下，于2006年憑借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0，000美元，成為發達國家。
這其中，有著一個頗為有趣的小插曲：
1997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席卷韓國。
韓國外債高筑、企業紛紛倒閉，失業率高升。而此時，韓國接受了由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并在這次美國限制各種條件的原著中，對企業、金融、公共事業和勞動用工四個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新的數據報告中，韓國是全球GPD與研發投入比最高的國家，也就是說世界上沒有誰比韓國更舍得花錢搞技術。
改革后的韓國，每個國民經濟的核心領域的企業中都有美國資本的身影。憑借美國資本的援助，韓國僅在1999年就走出了金融危機，成為東亞遭受金融危機沖擊的國家中最早恢復的國家。
而在美國和韓國借助互聯網及芯片等現代化科技產業飛速發展的那三十年，也被成為“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只是，和我們認知所不同的是，日本并非繳槍投降的落敗，而是忍辱負重的進行著自己的科技布局。畢竟，無論韓國對日本有著怎樣的“恩情”，日本人怕是比韓國人更了解韓國仇日的決心。
日本的隱形布局
2000年以后，韓國經濟快速騰飛，并在2003年實施了“第二次科技立國”戰略。
這次戰略，韓國通過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讓電子、造船、汽車和鋼鐵產業都實現了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飛躍。
根據OEC的公開數據顯示，目前韓國最大的出口產品是集成電路（104 億美元），汽車（401億美元），精煉石油（325億美元），客船和貨船（244億美元）和汽車零部件（199億美元）。
而日本最大的出口產品是汽車（101 億美元），汽車零部件（34．9億美元），集成電路（265億美元），具有個人功能的機械（22．6億美元）和工業打印機（13．6億美元）。
所以，簡單的綜合對比而言，在集成電路市場：擁有三星和LG等國際一線電子消費品牌的韓國，卻并不及只有索尼、夏普和康佳等品牌的日本。
其中的反差原因，主要體現在韓國和日本在產業鏈布局上的差異，更注重上游產業的日本還隱藏了不少實力。
比如，雖然韓國三星是全球第一的手機設備供應商，并在屏幕、內存芯片和緩存芯片市場擁有近乎壟斷的地位（全球70％的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市場和50％的NAND閃存市場）。
但鮮為人知的是：日本公司在這三個韓國電子消費產品市場的最強領域，擁有基礎高精尖材料的最強話語權。其中，聚酰亞胺用于制造柔性有機發光二極管顯示器，抗蝕劑是內存芯片的涂層物質。而生產這些基礎材料的日本公司，是外國其他公司的總和甚至更多。
根據2018年第三方報告中，韓國依存度較高的日本企業TOP10的截圖顯示：
在韓國的電子機器、精密機器、機械等電子系廠家和化學系廠家中，大約有6成上述行業嚴重依賴日本技術和產品的輸出。
而這些技術和產品，目前都是韓國在手機、超薄電視、汽車等工業品的基礎部件。
簡單來說，日本做的是生產三星手機和三星屏幕“機器”的生意，而三星做的只是用日本機器來生產更下游產品的買賣。
因為擁有這些高精尖基礎材料的本地化供應，使得日本得以在集成電路市場擁有全球最先進的機器人生產技術。
其中，在工業機器人領域，全球前十大機器人廠商中有五家是日本企業：發那科、安川、那智不二越、愛普生以及川崎。
假如，日本在機器生產上的利潤低于三星，那擁有基礎材料和第一手生產設備的日本，為何不去做韓國在做的生意？
所以，日本在工業機器人市場的低調布局，要優于韓國在科技產業中對手機生產的技術地位。
而這種更上游的技術基礎，在即將開啟的5G時代，可以讓日本輕易涉足韓國已有“電子”的生意，但缺乏“一手機器”生產能力的韓國，卻很難突破日本的技術壁壘。
更為重要是：
在5G即將開啟的AI智能時代，日本的機器人技術積累，遠比韓國只做手機和日常電子消費品來的厚重。
韓國的“七寸”
韓國與日本的對手戲，是美國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小縮影。
1988年，三星發布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機：大哥大SH－100。受制于當時的科技局限性，這款大哥大屏幕并不能顯示太多的內容，電話號碼都顯示不完整。
2000年后，手機市場才隨著移動網絡的完善，而進入了真正的發展期。當時的第一個移動巨頭誕生在摩托羅拉身上，但這一地位隨后便被諾基亞所取代。
2007年，谷歌的安卓聯盟成立。面對安卓和蘋果的發力，時代易主背后，三星選擇了跟隨，而索尼選擇了向上游進發。
2019年，根據多個權威數據機構的統計，三星手機依然憑借29．47％的出貨量占絕著世界手機第一的位置，而索尼等日本企業則因市場份額太小，并未出現在任何類似報告的文字中。
作為曾經手機界與三星爭霸的巨獸，索尼退身背后，并未離開手機市場，事實上僅在CMOS領域，索尼就把控了近50％的市場份額。而在CMOS生產上，無論三星亦或其他CMOS企業，全球任何CMOS的生產，在材料和機器設備上都無法離開日本企業而存在。
除了CMOS，三星占據了全球手機市場90％并且一直引以為傲的OLED屏幕生產，更是在蒸鍍機和屏幕生產的原材料上，完全依賴于日本企業。
所以，在這次日本給韓國斷供三種用于屏幕和芯片生產的原材料后，直接引發了全球手機產業對產能問題的關切，而三星在OLED市場的老對手京東方更是在消息爆出后股價大增。
三星和索尼，這樣的張狂和隱退背后，像極了今天韓國與日本在科技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個聲勢浩大，站在成熟產業鏈的最前沿，用盡著各種辦法，幫助美國的上游廠家做著最本分的生意；一個低調沉穩，默默無聲中用自身的硬實力，證明著日本曾經尚未落幕的輝煌一角。
但無論是韓國的屏幕、內存、手機亦或日本的CMOS、工業機器、蒸鍍機，難掩失落的都是美國信息時代下“殘羹冷飯”的冰山一角。
2000年到2017年，是日本、韓國與美國的蜜月期，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國，日本雖然未曾過多的在三者關系有所動作，但根據另一組公開資料顯示：韓國起飛的這幾年，也與日本的投資息息相關。
其中，1985年日本占據了韓國直接對內投資份額的70％，2012年的投資額度達到45億美元的高峰。
所以，在2019年7月1日，面對韓國對“韓國勞工”裁決問題上的頻頻挑釁，日本直接宣布：將限制氟聚酰亞胺（用于OLED顯示）、光刻膠（半導體制造）和高純度氟化氫（半導體制造）等3個核心材料對韓國進行限制性出口。
而在這一聲明發出后，韓國表示計劃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指控日本對韓國關鍵技術材料的出口實施限制。也就是向美國告狀。
只是，2019年的當下，隨著美國自身經濟問題的動蕩與全球“警察”戰略的收縮，怕是這次爭議的裁決，會因特朗普的變數，而導致不少韓國人的“心慌”。
因為韓國在過去的太多“運氣中”，依靠的是美國的偏愛與協調，而當美國退身，向來公開與日本不和的韓國，真的有能力和日本叫板嗎？
怕是這次，韓國自己撞到了自己的七寸上，而這個七寸的拿捏者，偏偏還是他們最為憎恨的日本。
美日韓科技戰的新解讀
5G對于新時代的意義，應是不亞于曾經踩住了互聯網革命的美國。
1995年時，日本曾憑借5．45萬億美元的的GDP成績，占到美國當年全年GDP總額的72％。
然而，在1995年以后，日本經濟卻倒轉直下，陷入了跌跌撞撞的20年起伏中，而美國經濟卻憑借互聯網革命，一路從當年的7．66萬億美元增長到了2017年的20萬億美元。
與這個趨勢相同的是，30年前，美國上市公司的前十名屬于實體企業，或IBM或通用電氣；而今天的美國市值前十名屬于互聯網公司，他們也是我們所熟知的微軟、谷歌、蘋果和臉書。
而與美國的互聯網輝煌相比，今天的日本依然以制造業為重，即便自研自產的手機和電腦用的也是谷歌的安卓、微軟的Windows，甚至互聯網話語權缺失背后，日本今天連本土化的臉書也都成了一種奢望。
這像極了日本推出TRON系統之初，來自美國律師哈威爾的警告：
“一旦TRON成為標準，日本資訊業將擺脫對美國軟體工業的依附，美國再打入日本市場，將難如登天。”
而這樣的警告，正在伴隨5G時代的來臨，在中國和美國的國運博弈中，重新上演。
只是，當年的日本強烈依賴美國的市場進口需求，而韓國的發力讓這個本就沒有主權的國家，只能依照著美國的要去妥協，就像曾經發生在日美貿易戰中，前3次的場景和結果。
今天，美國退出亞太背后，日本對韓國的“反抗”，怕是要從韓國口中拿回些曾經屬于自己的東西。
因為5G的賽道已經開啟，韓國雖與日本屬于美國同盟，但根據2014年BBC世界服務大會的調查顯示：
13％的日本人認為韓國的影響力是積極的，37％表示負面看法，而15％的韓國人認為日本的影響力是積極的，79％的人表示負面。
這一結果，讓韓國直接成為了這個世界上對日本負面看法最差的國家。
而日本再不聰明，面對已經率先進行商用5G建設的韓國，怕是任誰都會下個絆子。因為我們相信，沒有哪個國家比日本更害怕韓國在5G時代的崛起。
只是，隨著5G賽道的正式開啟，韓國和日本的科技戰爭，怕也只能算得上賽道外的喧囂。
因為曾經美國在互聯網上重新偉大的故事，正在隨著5G主場的布局而展開著新的博弈。
和曾經PC支撐起微軟8000億美元，3G和4G支撐起8000億谷歌和10000億蘋果市值的故事相比，5G的萬物互聯、AI與云計算，似乎押注著世界變局的更大未來。
而失敗者的最好結局，只能是移動時代縮影下，三星和索尼的樣子。但對于錯過了世界第一位置的日本來說，任誰能甘心接受呢？
作者：宅石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