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以來，科技圈發生的幾件大事件大致可以羅列如下：
5月15日：美國商務部決定把華為及其多家關聯公司列入一份“實體名單”，這一決定意味著，華為供應商要想繼續向華為銷售產品，就必須申請許可。
5月17日：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發布《致員工的一封信》表示，為了兌現公司對于客戶持續服務的承諾，華為保密柜里的備胎芯片“全部轉正”，是歷史的選擇。
5月20日：外媒報道谷歌公司暫停對華為公司涉及軟硬件轉讓業務并且暫停向華為提供有關服務。
5月21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華為總部接受國內媒體群訪，稱美國的“90天臨時執照”對華為沒有多大意義，華為已經做好了準備。
5月21日晚：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透露，華為面向下一代技術而設計的操作系統OS最快在今年秋天、最晚于明年春天將可能面市。
5月22日：消息稱英國芯片設計商ARM將暫停與華為的部分業務。
接二連三的重磅背后，始終繞不開的幾個主體是：美國政府、美國企業、中國華為。若再進一步聚焦，則可直接把這一系列動作歸結為美國政府出于本國產業以及相關利益保護，針對中國企業極限施壓而引發的反彈、應對等系列化學反應。
自貿易摩擦發端以來，先是從加強技術出口管制到拘捕恫嚇，隨后又不惜拉幫結伙以安全為由抵制華為，如今又弄了一份“實體名單”，美方政府對于華為乃至于中國企業可謂是“用心良苦”。而這一份用心良苦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怎樣令人費解卻又真實的存在呢？
用心良苦第一層含義：貧富差距引發的逆全球化焦慮
美國政府用心良苦，進而折射到頻頻作為這一“肢體語言”上的，其實是美國政府隱約可感的焦慮以及不安。當然，這并不排除強勢霸道向來都是美國外交特色的“優良”傳統。
自川普執政以來，其對于美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擴張的反對之情便一直有增無減。國際方面，從上任之初便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巴黎氣候變化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11個大型國際化組織，一直到最近也還在嚷著要退出WTO。特朗普政府“退群”的速度不可謂不快，而且干凈利落。
在經濟全球化呼聲日益高漲的大背景之下，美國政府卻逆全球化而行，這與特朗普執政之后決心重振美國高端制造業的決定不無關系。
以半導體產業為例，在30年前，美國的半導體制造業是國家支柱型產業，但隨著美國持續參與全球化分工發展，其半導體制造和封測業務逐漸被轉移到美國以外地區，使得美國的半導體主要靠設計和資本支撐，華爾街在美國半導體領域的話語權與日俱增。華爾街地位日益突出的結果是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的貧富差距，制造業外溢造成了美國非精英化群體的收入來源和工作機會減少，而精英階層掌握核心技術可以輕松參與全球化產業配置，大開大合收購或者抄底國內新興商業機構，固化社會進步階梯。
此前一份結合美聯儲旗下的消費者金融調查項目數據顯示，全美最富有的1％成員在2016年坐擁美國資產比重已達40．8％，美國已位列全球貧富差距最為懸殊國家第二大國。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是特朗普從贏取第一張選票之初就喊出的口號，這從根本上決定了特朗普的政治基因和后續行動的基準。
美國金融資本以及尖端科技產業的過渡膨脹但實體制造業卻萎縮，而通過引導制造業回歸，能夠為紐約、舊金山等大城市以外的美國群眾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正是由于看到了這一點，所以特朗普就任總統不久，就號召重振美國的制造業。從無論是勸說庫克將iPhone手機制造轉回美國，還是親自為要在美國建廠的鴻海集團站臺助威等行為來看都證明了這一點。
對于政治行為與選民性質和市場化操作有著深度綁定的美國而言，要在有限的任期之內取得相應的成績，所以其行動中總帶著不講理的沖撞和反復無常的焦慮也就可以理解了。
用心良苦第二層含義：內部問題的解決還要考慮外部變量
為解決本國貧富差距問題，在大規模退出國際組織和呼吁制造業回歸之后，對于中國等非本土化企業的打壓也成為了特朗普首先瞄準的方向。
對于美國政府而言，金融產業高度發達但是實體產業空虛導致的貧富差距問題成為了其大國發展的內憂，要解決這一問題是需要時間和精力來過度的。而另一方面，其在尖端科技領域的發展優勢開始迎來了新的挑戰者這一“外患”因素也逐漸成為促成其不安的關鍵。
近年來我國在經歷了長期的追趕和學習之后，開始在一些特定領域有了迎頭趕上的趨勢。
在互聯網產業發展的過程中，我國憑著人口基數以及政策紅利等方面的優勢，迅速的實現追趕，并進一步形成BATJ、TMD等國內相對穩固的互聯網企業群體。與此同時，基于已有產業生態的衍生創新也開始出現，支護寶、抖音、快手、共享單車等商業形態的出現在一定層面上實現了從復制國外到創新超越的升級。而伴隨著人工智能浪潮的襲來，我國已有的互聯網產業發展為AI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對于AI發展所需要的數據以及運用場景方面我國更是有著遠超美國地區的優勢，這些變量都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分析一下中美兩國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態勢。
此外，作為下一代移動通訊的基礎支撐，在即將開展的新一輪5G商用建設過程當中，我國華為等企業在國際上所取得的成績更是進一步引發了美方的警惕。在PC時代，美國在全球信息科技產業領域有著絕對的話語權，但是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美國信息科技產業就開始受到了來自歐洲以及亞洲地區的沖擊。所以在新一輪5G產業變革社會的浪潮前期，美國選擇在這個時候針對最有可能成為下一時期強勁競爭對手的華為動手也被提上了日程。
但是需要正視的是，雖然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在信息科技領域的多個方向已經隱約有了追趕上來的趨勢，但在一些底層技術以及相關科技領域依然與美國存在著差距。以AI為例，目前國內的大多數AI應用以及創新大多得益于美國的開源技術，而且偏向于應用層技術。
在美國因為制造業外流導致的貧富差距懸殊這一內部憂患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之下，為了保證本國科技產業發展的優勢，美國與后來的追趕者開始形成對峙也成為了必然，只是在這個對峙過程中，美國多少缺少了些大國應有的風度和禮儀。
下一個十年：科技產業發展進入新拐點
從美國政府最近的系列反擊動作來看，其所瞄準的均為我國科技企業底層技術缺失這一軟肋，進而重點下手，企圖從底層硬件和軟件形態方面來壓制中國企業。
雖然對于華為而言，其在硅谷以及美國大部分地區的影響力也已足夠迫使美國政府不得不慎重的思考一下對其開展制裁將為自身帶來的不利影響，華為的冬天可能也不會那么長遠。但對于大多數國內企業而言，后續美國政府對于我國科技產業的防范之心帶來的不利將會是長期的。
綜觀美國整體的科技實力，我國要想趕上美國，不但要有中國自己的通用電氣，波音，也要有中國自己的諾斯洛普格拉曼，霍尼韋爾，洛克希德·馬丁，雷神，聯合技術，利頓工業，休斯電子，艾連特技術系統等企業。更要有中國自己的通用汽車，陶氏，亨斯曼，伊士曼化工，惠普，IBM，英特爾，卡特彼勒，杜邦，思科，施樂，艾默生等等。上述這些企業再加上普林斯頓，哈佛，耶魯，斯坦福，伯克利，加州理工，麻省理工等大學才是美國綜合科技實力的總體，而在這一方面，我國每一方面都存在著許多需要追趕的空間。
目前看來，我國科技產業發展在多方面依需要向美國學習，但隨來自美國層面的壓力不斷提升，我國面臨了諸多困境。因此國外的經濟學家也在預測我國可能會進入經濟衰退期，或者是進入到中等收入的陷阱。但是事實會是如此嗎？其實未必。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擺脫中等收入國家陷進并成功邁入發達國家陣營的國家大有先例。早在1980年代美蘇爭霸戰結束后，美國也出現過兩次能源危機，國內各大企業都在裁員，失業率僅次于1930年經濟大衰退的高峰值，美國當時的情況比之我國今天的情況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經歷了30年的高速發展之后，美國GDP從80年代的約2．6萬億美金增加到9．1萬億美金，不但沒有進入經濟衰退期，反而是進入了由個人電腦、信息科技，甚至包括航天航空這些行業驅動的產業升級的黃金二十年，美國也成為了世界的超級強國。
最新消息表示，在美國政府的極限施壓之下，我國財政部、稅務總局日前發布的《關于集成電路設計和軟件產業企業所得稅政策的公告》，明確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和軟件企業的企業所得稅方面政策優惠。而更早之前的減稅降費、科創板設定等更是進一步為我國的科技產業發展奠定了有利的政策保障。相信在在政策支持、強大的市場內需以及工程師紅利之下，我國將迎來新一輪以科技為驅動的產業升級新階段。
此前美團創始人王興曾在總結2018年的時候說“2018年是過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也是未來十年最好的一年”。可以預見，伴隨著互聯網紅利見頂，國外能夠直接引進采納技術的逐步減少，未來的一段時間內，艱難將會是常態。
但是也要樂觀的相信，在政策稅收補貼以及各方資源支撐的情況之下，避免經濟衰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國30年前能做到的事情，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也能做到。而且目前全球經濟發展也已經不是有你無我的零和游戲，已經變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為了大家的發展，各方也會認真的坐到談判桌前商量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