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后，美國和歐盟相繼發生了次貸危機與歐債危機。危機的爆發及之后經濟恢復的疲弱之勢，使歐美等發達國家深刻認識到制造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的嚴重后果。為擺脫危機，它們不約而同地把希望寄托于正在快速發展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上。德國推出了“工業4.0”，美國推出了“工業互聯網”，希望借助以“大、智、云、移”為代表的信息技術，以石墨烯為代表的新材料，以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新能源，以3D打印為代表的新制造技術等新技術的突破與應用，改造傳統生產模式、打造新的業務部門、催生新的主導產業，從而重振制造業并占據未來制造業的全球制高點。回顧世界經濟發展史，每一輪工業革命都對各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國際間分工模式和與之對應的國際生產體系以及全球價值鏈的分布產生深遠影響；同時，每一次工業革命都向后發經濟體提供難得的真正能實現經濟技術趕超的“第二機會窗口”。①為抓住新工業革命帶來的趕超契機，中國先后出臺了《中國制造2025》和《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到2030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主要產業進入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宏偉目標。新工業革命漸行漸近，深入分析本輪工業革命內涵特征，剖析其對生產模式、生產組織形態、商業模式等的顛覆式變革及隨之而來的全球價值鏈重構，對中國抓住本輪工業革命重要的“機會窗口”、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工業革命的內涵及特征
（一）新工業革命的內涵
據羿戓信息所了解，對于目前正在興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有不同的稱謂。美國學者米里·里夫金稱之為第三次工業革命，認為是由互聯網技術與可再生能源革命相結合所產生的“能源互聯網”為標志的工業革命；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認為其核心是以機器人、3D打印機和新材料為核心的制造業的數字化。G20杭州峰會提出新工業革命的概念，德國“工業4.0”實際也是德國語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盡管提法不同，對內涵的認識也有差異，但主流觀點均認同，新一輪工業革命和產業變革是建立在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移動互聯、3D打印，工業機器人等現代技術上的，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制造技術與制造系統的突破性創新和大規模產業化過程。②為表述的方便，本文將之統稱為“新工業革命”。
（二）新工業革命的經濟技術特征
英國演化經濟學家佩雷斯（1983）的研究表明，“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技術經濟范式”。③縱觀新工業革命領跑國家，新工業革命對生產模式、商業模式、生產組織形態、業務形態等方面的影響已經初見端倪，呈現出許多新特征。
1. 生產智能化、個性化、全生命周期化。
首先，生產過程智能化。智能工廠通過在每個待加工的零件上設置微型芯片，在機器設備上安裝傳感器、照相機，實現要加工的零部件與工廠機器設備對話，自行確定生產體系、自行操作、自行記錄和上傳在生產過程產生的一切數據、自行進行數據分析并對生產過程進行優化。其次，生產個性化。因為網絡的高度連通性與低成本性，商家可以很低的成本關注“社會小眾”的需求，并且“社會小眾”的“長尾”端產生的總需求甚至會超過關注“社會大眾”。克里斯·安德森認為，網絡時代正是關注“長尾”的時代。更重要的是，模塊化生產以及3D打印有效解決了小批量多品種生產在生產成本與生產周期上的矛盾，用戶個性化市場正成為商家“淘金”的下一個利基市場。再次，制造系統全生命周期化。隨著用戶需求不斷變化，產品生命周期趨短。傳統生產系統投入大、投產時間長、生產規模缺乏彈性。新制造系統所依賴的可重構生產系統是以樂高積木式組裝原理，對生產系統進行模塊化。通過對被模塊化的生產線添加或替換“模塊”重組，就可以實現全生命周期產品生產，大大提高生產彈性。
2. 生產組織形態扁平化、平臺化、分散化。
首先，企業組織扁平化。為了加快用戶響應速度，傳統的金字塔形層級生產組織形態將被靈活的扁平化組織形態所取代。扁平化組織形態有利于減少管理組織層級，讓組織溝通與決策速度更快。其次，企業組織平臺化、虛擬化。互聯網時代，由于互聯網的高度連通性以及成本無限降低，一批實力雄厚的品牌大企業紛紛轉向平臺經營并取得迅速發展。產業鏈上下游在互聯網平臺上并聯集聚，以用戶為中心對生產流程進行歸并整合，技術、信息、價值以數字化的方式傳遞，不僅提高傳輸效率，而且降低交易成本。平臺為用戶提供自主設計、自主生產的可能性。平臺吸引來自全球的供應商，匯聚各類在垂直專業化分工中具有強大創新能力的中小企業甚至個人，創新會通過互聯網平臺迅速傳播，大企業的項目管理能力及技術集成能力將是未來企業競爭力的關鍵。最后，本地生產就地銷售，生產組織分散化漸成趨勢。隨著生產智能化與互聯網融合程度加深，企業將以用戶為核心以散點形式分布在周圍，④以最快的速度呼應用戶的訴求并完成生產，最終實現消費者與廠商之間的多贏。
3. 商業模式發生深刻變革。
首先，創新模式社會化。在傳統商業模式中，消費者被看作是購買和消費生產者創造的產品的“市場”；在新模式中，消費者成為產品創新的重要來源，消費者變成產消者。一項研究估計，作為產品創新者，美國和日本消費者在消費品研發上的支出占比達到33%和13%。企業平臺化催生的“開放式創新”日漸風靡，眾包、眾設、眾籌等新商業模式應運而生。其次，制造業服務化。大數據、云計算的發展，使信息能低成本深度挖掘，制造企業以產品為中心，利用先進信息技術不斷向服務端延伸、整合，向用戶提供基于產品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服務業與制造業日益融合。
二、新工業革命引發全球價值鏈重構
（一）新工業革命引發產業鏈重構
新工業革命下，生產方式、商業模式和產業組織形態的顛覆性變革必將引致產業鏈的重構。產業鏈的重構包括產業鏈的融合、分解與消失。為了真正實現“以用戶為中心”，未來銷售環節將演變為公眾交互平臺。公眾平臺直接聯通用戶，與用戶建立連接，并進行持續交互，直接傾聽用戶的聲音，感受用戶的體驗。用戶在此分享經驗，互助解決問題。交互平臺將使傳統產業鏈的銷售環節、售后服務、市場調查，甚至廣告環節進行融合。甚至還將分解出一些新產業鏈，比如海爾小微“雷神”曾采用“眾籌”“創投”方式為定制融資。⑤研發與設計既可以由用戶與廠商合作完成，也可以進行產業鏈分解，通過開放式創新，采用“眾包”“眾設”完成。制造環節的核心企業主要依靠其出色的技術集成能力與項目管理能力整合平臺資源，經營可能將越來越虛擬化。制造業服務化將使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另外，一些產業鏈即將弱化甚至消失，因為用戶可以越過渠道商與生產廠商直接對接，可以全程體驗產品的設計及制造過程，價格將透明化，渠道商、中間商即將消失。用戶相信“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廣告業也面臨轉型。智能化生產使勞動力不再是廠商選址的決定性因素，未來生產布局將在消費地“本地生產，就地銷售”，因而對物流的依賴也大幅下降。
（二）產業鏈重構引發附加值變動（價值鏈重構）
1. 智能化生產提高中部制造環節附加值。
傳統的全球價值鏈呈現兩頭的研發與營銷環節附加值高、中間的加工制造環節附加值低的“微笑曲線”。新工業革命通過產業鏈重構改變價值鏈各環節的附加值分布使“微笑曲線”底部整體抬升。制造環節附加值提升首先得益于智能制造帶來的產品性價比大幅提高。建立在智能化、定制化、全生命周期基礎上的現代生產，“省錢、省力、省時、省能耗”，有自測功能的生產線將使殘次品降至最低甚至消失。使用3D打印技術，不僅可以減少接口，而且可以突破傳統加工技術限制，在立體物體內部進行復雜的增強操作。其次，在產業鏈重構下，制造與創造融合、制造業與服務業融合都將提升制造環節附加值。在智能制造系統下，設計研發與制造可以同步進行，制造即創造。⑥企業不再局限于向用戶提供單純產品，還提供基于產品的一攬子解決方案。智能化生產改變了以往生產環節的簡單流水線作業，通過高知識性和技術性從而掌握生產環節的決策權，進而提升制造環節的價值曲線，實現“微笑曲線”的中段提升。
2. 研發設計環節仍將保持高附加值。
3D打印、計算機輔助設備的普及和網絡平臺的發展，使研發設計正逐漸走向家庭和個人，來自全球的業余愛好者、發燒友和兼職者紛紛參與新產品、新技術的眾包、眾設中。相對于傳統專業科研人員，他們不過是利用業余時間分享認識盈余而已，幾乎不增加人力成本。那些產業鏈核心企業仍然能通過制定行業標準與規則，通過對創新的集成獲得較高附加值。
3. 銷售環節將演變成公眾交互平臺，是創造附加值的源泉。
公眾交互平臺融合了傳統產業鏈的銷售、市場調研、客戶關系管理、售后服務、廣告，甚至研發設計功能，用戶的需要是企業經營的起點也是終點，用戶的價值就是企業價值，只有實現了用戶最佳體驗，才會有企業價值的實現。該環節是附加值的源泉。
綜上，新工業革命下，代表產業價值鏈各環節附加值的“微笑曲線”呈現不斷拉平趨勢。
（三）價值鏈附加值分布變動引致國際分工格局調整
Kaplinsky（2004）指出，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收益從本質上講產生于那些能保護自己遠離市場直接競爭的能力，即獲取“經濟租”。全球化的所有參與國家和企業都處在“全球價值鏈”的“治理”中，而“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目標正是索取以各種形式存在的“租”，而不僅僅是尋求生產要素投入的回報。誰占據了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誰就掌控了未來整個價值鏈的財富流向。⑦產業鏈各環節附加值的變動，必然引發各國政府政策的調整及企業經營策略的轉變，國際分工格局即將調整。
1. 發達國家制造業回流。
在智能制造時代，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戰略地位進一步體現，發達國家紛紛加大制造業回流力度。日本設立經濟特區，打造最優經營環境，目的就是吸引海外日企回流，這幾年，松下、夏普、大金、佳能等知名日企紛紛撤資回流。特朗普在國情咨文發言中曾明確表示要“確保制造業的下一次革命是‘美國制造’”。各大國際大牌美資企業紛紛高調響應，福特、谷歌、星巴克、蘋果等都發布了回遷計劃。
2. 產業競爭的核心轉向產業鏈后端，即用戶導向性。
傳統產業競爭重點是產業鏈前端，通過技術進步及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而當前智能化、數字化生產已經解決了多品種小批量生產存在的生產成本、生產周期之間的矛盾，誰能夠最快挖掘用戶需求，提供最佳用戶體驗，誰就能擁有未來。實現用戶價值就是實現企業價值。
3. 產業生態系統間的競爭成為國際競爭范式的主流。
在數字化商業背景下，用戶擁有了更大的選擇權，未來企業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用戶選擇權的競爭。這要求企業變化的速度必須跟上用戶點擊鼠標的速度。過去金字塔形的層級組織形態已經不合時宜，企業必須不斷打破邊界走向開放，通過互聯網平臺直接與用戶、供應商、研發機構等建立“端到端”的有效對接。那些以擁有核心技術、品牌優勢、強大技術集成能力的企業為主導的產業生態圈自然具有匯聚并整合來自全球最好資源的能力，具有最有效滿足用戶個性化需求的優勢。新的國際分工格局，企業將從過去通過一體化獲得競爭優勢轉向通過產業生態圈贏得競爭優勢。
三、中國提升全球產業價值鏈地位的挑戰與機遇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中國制造企業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不斷深化、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也在不斷攀升，但總體上來說，中國制造業仍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出口產品利潤微薄，許多先進原材料、關鍵零部件與重大裝備還需要依賴進口。新工業革命對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重構對中國提升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推動制造業由大做強可謂挑戰與機遇并存。
（一）中國全球價值鏈升級面臨的挑戰
1. 制造業整體水平不高，地區差異大。
當前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以智能制造為代表的工業４.0的新階段，正在實現信息技術與制造技術的深度融合。而中國制造業信息化發展不但整體水平不高，而且東西差異大。東部處在以信息化時代為代表的工業3.0，而廣大中西部還處在以電氣化、自動化為代表的工業2.0、3.0階段，甚至不乏一些企業仍處于機械化的工業1.0階段。
2. 研發投入不足，自主創新能力弱。
制約中國技術創新最核心的問題是投入不足。據統計，2008—2013年中國制造業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1.1%，而美國、日本、德國分別為4%、3.4%、2.3%。以高技術行業看，美國、英國、韓國、日本這一比值分別達到73.3%、62.8%、58.7%、41.2%，而中國僅26.3%。⑧
3. 技術實力強、品牌影響力大的領軍企業不足。
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華為、中車、格力、海爾、比亞迪等一批企業已經享譽全球，但與中國第一制造業大國的體位相比，總量還是嚴重不足。品牌建設也仍然是產業發展的一塊軟肋。在世界品牌實驗室發布的2016年世界品牌500強中，中國僅占36席。2016年胡潤品牌榜排名中，最具價值中國品牌前十強無一來自制造業。⑨
4. 中國以學科為背景的人才培養機制已經很難適應智能制造人才要求。
未來智能制造需要大量既懂經濟、又懂生產設計工藝，同時還能軟件編程的復合型工程師、設計師，特別是有廣闊視野、勇于創新的企業家和一步一個腳印、精益求精的大國工匠。現行教育體系與現實需求存在較大脫節。
5. 互聯網、共性技術、工業數據庫等公共基礎設施發展滯后。
目前，中國寬帶光纖普及率不高，資費居高不下。特別是城鄉、中西部“數字鴻溝”依然存在，共性技術研究不足、推廣力度弱，公共數據庫等資源配套不足仍制約著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
（二）中國全球價值鏈升級蘊含的機遇
產業全球價值鏈升級不僅要實現國內價值鏈高端化，而且要相對歐美等發達國家提升產業價值鏈中的地位。在新工業革命下，中國擁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與機遇。
1. 全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是中國企業構建高效、互補的產業生態體系的有力支撐。
中國擁有全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小到火柴盒，大到航母飛機在中國都能生產。在以長三角、珠三角為代表的許多地區形成完善的產業集群，產品生產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在數十公里范圍內都可以完成采購。完備的工業體系是企業構建完整、優勢互補的產業生態體系的有力支撐。⑩依托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中國制造企業能夠快速地將新產品進行商業化生產，而且在供應鏈成本上獲得優勢，這是其他國家企業難以比擬的。Mate7是華為Mate系列的第三代，也是華為第一部熱銷手機，為華為打開高端市場立下了汗馬功勞。為改善持握感，華為設計了航空鋁材金屬機身。然而華為找遍了全國金屬加工廠，卻沒有一家工藝能達到華為要求的良品率。后來華為找到了擁有大量汽車沖壓設備的比亞迪，這看似荒謬，然而比亞迪憑借其深厚的汽車金屬沖壓經驗，順利實現了技術突破，成為華為手機金屬殼供應商。而后，比亞迪憑此技術更成為了韓國三星手機金屬殼的主要供應商。完整、互補的產業生態體系有助于系統內企業開展充分橫向協同與縱向協同，促進優勢企業的強強協作，實現技術趕超。
2. 巨大的內需市場是中國實現經濟趕超的得天獨厚優勢。
大市場能夠支撐新技術的產業化和新標準的形成。周懷峰（2008）總結了國內需求對創新的影響，一是根植于國內用戶的先發性需求能降低創新的不確定性。二是巨大的內需市場有利于產生規模經濟，迅速降低成本，使創新與市場之間形成良性互動，有利于新產品、新業態快速成長壯大。?對于主導設計尚未確立、技術標準尚未形成的新興技術，大市場可以給國產技術和標準提供足夠的用戶和采購規模，促進國產標準的形成或至少在國際標準的制定中掌握話語權。例如，TD-SCDMA這一中國標準之所以被國際電聯接納為三大3G標準之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憑借巨大市場需求獲得的話語權。賈根良在分析第二次工業革命初期美國崛起的歷史后指出，對于處于追趕階段的發展中大國而言：市場重于技術；?這一點在中國高鐵行業得到近乎完美的演繹。憑借巨大市場—逼高鐵四大巨頭（德國西門子、加拿大龐巴迪、法國阿爾斯通和日本新干線）技術轉讓—快速實現產業化—在吸收消化基礎上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率先進入國際領先技術體系，實現完美領先。目前，中國手機產業鏈上許多電子光學技術也得益于中國巨大的手機市場正在快速提升突破，比如京東方的面板技術，自2003年收購韓國一條落后生產線開始，京東方經過長達十余年的“燒錢”跟跑，終于成為行業僅次于韓國三星的技術領跑者。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國際專利申請情況，2016年京東方位列全球第八。?在這十余年，各路資金包括政府資金敢于持續投入（約1200億元人民幣），很大原因就在于中國對面板具有持續的巨大需求。
3. 全球最發達的互聯網應用市場打開了中國大眾擁抱互聯網、走向創新的快速通道。
根據麥肯錫的調查，2013年中國互聯網經濟占國民經濟比重為4.4%，超過了包括美國、德國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互聯網女皇報告》顯示，全世界估值排名前20的互聯網公司，中國占7家，其中騰訊、阿里、百度問鼎前十。中國互聯網公司在支撐其起家業務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新的能力，而這些新的能力代表了信息技術發展的最新方向。例如，阿里巴巴為了支持“雙11”瞬間的海量交易，發展出強大的大數據、云計算和互聯網金融技術，在云計算市場，阿里與亞馬遜、微軟Azure一起形成“3A”三足鼎立格局。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不僅能夠應用于商業、服務業領域，在制造業領域也有廣闊的應用空間，而且技術在產業間的轉移并不存在高不可攀的屏障。例如，保利協鑫與阿里云ET工業大腦聯合在多晶硅切片環節推廣大數據算法，通過對生產過程中采集到的各方面數據進行分析，找出影響良品率的最關鍵變量并進行有效改進，使得良品率提高1%，每年節省數千萬成本。?中國工業體系完備，市場巨大，將為互聯網、大數據、工業云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提供各種各樣的應用場景，支持創新誘發更多基因突變。
4. 日漸凸顯的“人才洼地”效應是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加速器。
“CPPS人機網三元戰略”“六維智能工廠”等理論的提出者朱鐸先通過對工業1.0、2.0、3.0的系統研究后發現，這三次工業革命的關鍵分別是人才洼地、人才管理、人性激發，以人為核心的主線貫穿了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始終。隨著中國政治、經濟、科技的不斷發展，“人才洼地”效應日漸凸顯。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海歸總數達265萬人，其中2016年回國43萬余人，近五年回國人數占到70%。學成回國比例由2012年的72.38%增長到2016年的82.23%；其中，中央“千人計劃”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6000多人，各地引進高層次留學人才5.39萬人；?“人才洼地”為中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提供了高層次人才保證。央視財經播出的《中國“芯”力量》報道了中微半導體在芯片刻蝕機上獲得比肩國際最先進水平的技術突破。包括董事長尹志堯在內的三十幾位原始發起人都是在美國英特爾、應用材料、科林等國際巨頭有著20～30年半導體設備研發制造經驗的資深工程師。海外高端人才學成回國為技術趕超獻智獻策，是中國打破國外技術封鎖，突破關鍵技術瓶頸的重要路徑。
5. 新型“舉國體制”是中國科技攻堅的獨特優勢。
回顧世界工業強國的發展史，沒有一個落后國家是不依靠政府的支持、保護而發展出強大的產業的。許多產業特別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產業，投入大、回報期長，如果完全依靠市場的力量，后發國家在研制出產品后，也由于技術水平低、產品質量不穩定、品牌影響力小等原因而無力與先發國家的企業競爭。政府的支持不但能夠彌補產業研發投入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幼稚產業獲得足夠的市場，使產品在不斷迭代中提高技術和質量，從而逐漸達到能夠參與國際競爭的水平。中國高鐵、中國核電、北斗導航、量子通信、航天航空等在全世界的集中突圍，足以證明中國“舉國體制”的獨特優勢。今后在一些重要領域、關鍵技術上，要因地制宜地發揮“舉國體制”的優勢，集中力量“各個擊破”。
此外，中國作為后發經濟體，在舊體系中沉淀投資少、轉換成本低，受舊范式鎖定效應小，只要足夠重視，應對得當，完全可能以更快的速度進入新的技術體系，實現跨越式發展。
四、新工業革命下中國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的對策建議
新工業革命下，轉型成功的企業能夠通過平臺整合國內外最優質資源，通過智能化、數字化、個性化生產，以零庫存、零缺陷、高性能、低成本方式向用戶提供“量身定制”的產品與服務，從而進入價值鏈高端環節。而轉型不成功的企業，面臨的將不僅是長期處于價值鏈低端問題，而是企業生死問題。中國一定要抓住這難得機遇，揚長補短，充分利用新工業革命帶來的“機會窗口”，加緊實施創新驅動，努力實現“2030年主要產業進入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宏偉目標。
（一）加快制造業智能化升級
發達國家在產業鏈前端如研發設計、標準與規則制定，以及產業鏈后端如品牌影響力、平臺集聚能力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但是產業鏈中端的智能制造近些年才剛剛興起，幾乎所有國家都還在同一起跑線上。中國應該以大企業為依托，積極推進“智能制造示范項目”建設，樹品牌，立標桿，以點帶面，加快現代智能工廠的建設，促進先進適用技術的推廣應用。
（二）加大力度打造領軍企業
新工業革命下，產業生態系統間的競爭成為國際競爭的主流范式。中國必須重點培育一批技術實力雄厚、品牌影響力強、能主導產業價值鏈的“鏈主型”企業。一是增加科研投入，大力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集成電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充分利用中國國內市場得天獨厚的優勢，加快新能源新技術的產業化，通過產業化率先進入先進技術體系。針對行業久攻不破的關鍵核心技術，應充分發揮中國“舉國體制”優勢，各個擊破。二是傳統產業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在自己原有專業領域進一步做精、做細、做絕、做透。三是加強知識產權制度建設，強化品牌意識，打好品牌爭奪戰，爭取話語權。
（三）催生中小企業快速發展
產業生態體系的效率不僅取決于主導企業的技術實力與品牌影響力，而且與體系中各垂直分工領域中小企業的數量與質量密切相關。中國必須加快互補性制度建設：一是產業政策應從“扶持”的選擇性產業政策向“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的普惠性產業政策轉變。二是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從有利于模仿吸收的松散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向有利于激發創新的嚴苛型知識產權保護體系轉變。三是加快公共技術服務體系建設。加快國家技術創新中心、智能制造示范項目等的建設，加快先進制造技術、標準、工業軟件向中小企業推廣應用；加快公共檢驗檢測平臺等科技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職業教育體系的改革，培育壯大技能型、知識型員工隊伍。
（四）培育區域性價值鏈“鏈主”
中國絕大部分企業目前尚不具備主導全球價值鏈的能力，但是并不影響在某一特定區域占據優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都與中國存在較大差異，我們要充分把握機會，通過擴大對沿線國家與地區的投資規模，深化供應鏈與價值鏈合作，積極培育具有全產業整合能力的區域性價值鏈“鏈主”，逐步提升自身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五、 結語
新工業革命下，新一代信息技術、制造技術、新材料等將對傳統生產模式、商業模式、組織模式等產生顛覆性影響，全球產業價值鏈將出現重構。本文提出中國應順應新工業革命的技術特征與全球產業價值鏈重構趨勢，充分利用中國優勢條件，加快智能制造建設、完善產業生態體系建設等提升全球產業價值鏈地位。其實，新的生產模式、商業模式要真正落地，離不開管理模式的革新，這將是理論界、實業界未來必須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
注釋
①賈根良《趕超應從價值鏈高端開始》，載于《發明與創新》2013年第7期第18至19頁。
②賀俊、姚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技術經濟特征及其政策含義》，載于《中州學刊》2015年第9期第30頁。
③劉慶振《“互聯網+”風口下的內容產業轉型》，載于《新產經》2016年第8期第68至69頁。
④周靜《全球產業鏈演進新模式研究》，載于《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6年第5期第83至84頁。
⑤王欽《人單合一的管理學——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海爾轉型》，經濟管理出版社2016年版第105至107頁。
⑥黃群慧、賀俊《“第三次工業革命”與中國經濟發展戰略調整》，載于《中國工業經濟》2013年第1期第12至13頁。
⑦張茉楠《實施重構中國全球價值鏈戰略》，載于《華夏時報》2015年4月20日。
⑧張茉楠《中國制造2025實現變道超車》，載于《全球化》2015年第6期第81頁。
⑨聶名華《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與升級方略》，載于《東南學術》2017年第2期第218頁。
⑩李曉華、劉峰《產業生態系統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載于《中國工業經濟》2013年第3期第28頁。
周懷峰《國內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影響》，載于《自然辯證法研究》2008年第8期第42至43頁。
13劉艷《屏幕升級潮將至，國產屏準備好了嗎》，載于《科技日報》2017年3月23日。
王海霞《大數據追溯小硅片成長全程》，載于《中國能源報》2017年5月1日。
趙兵《我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265.11萬人》，載于《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導報》2017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