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社3月8日消息，四位與中國領導層有聯系的消息人士本周表示，中國計劃設立能源部，監管龐大的石油、天然氣、煤炭和電力行業，這是政府機構改革計劃的一部分，旨在提高決策效率。
新設立的這個部將取代現有的國家能源局（NEA）。能源局于10年前設立，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下屬單位。
消息人士稱，能源部將不再隸屬于發改委，將負責目前分散在很多政府部門中的能源相關職能。
1988年6月，作為國務院機構改革的試點，能源部在爭議聲中宣告成立；1993年3月，僅僅維持5年的能源部便在人大會議中宣告撤銷。對此，原能源部部長黃毅誠曾在《能源》雜志（2013年3月刊）發表文章，回顧上一屆能源部的成立與撤銷始末。今日再次刊發，以饗讀者。
能源部的成立與撤銷
1988年啟動的政府機構改革是1982年后的又一次規模較大的機構變革。當年6月，能源部合并了煤炭、石油、水利電力、核工業等部門，宣告成立。但僅僅五年之后，爭議聲中的能源部便在人大會議中決議撤銷。當下，人大即將選舉產生新一屆政府，新一輪的政府機構改革亦在動議之中，能源工業主管部門的變革亦勢在難免。當年能源部究竟是怎樣成立的？為什么五年之后又被撤銷？了解這段歷史，也許能給當前的大部制改革以一定的啟示。
能源部已經成為歷史，然而“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我在1988年能源部成立大會上曾經講過：“改革的道路歷來是不平坦的，充滿風險和困難，有成功，也會有失誤甚至失敗。問題在于，我們對改革中出現的曲折或錯誤，是埋怨、畏難，甚至動不動就想回到老路上去，還是總結經驗教訓，及時加以改正？前者只會渙散人心、松懈斗志；后者才能振奮精神，鼓舞士氣，不斷開拓前進”。今后不論機構如何改革，能源工業已經進行的政企分開、下放權力等改革方針肯定是對的，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后退。
能源部組建歷程
1987年8月，當時我還在國家計委工作。那時一到盛夏，北京天氣特別熱，國務院的一些領導同志就搬到北戴河辦公，計委為了配合國務院的工作，也有幾個副主任轉移到那里工作。記得就是那一次，我和房維中同志在那里組織編制了一個五年內新增5000萬千瓦發電裝機的計劃，想以此來緩解當時全國供電的緊張局面，為此還說服了各方面的領導。后來經過國務院常務會議的批準，在全國實行了每千瓦時征收2分錢的電力發展基金。那個計劃和2分錢的政策，對這五年（1988年-1992年）電力發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執行的結果，五年實際增加裝機超過了6000萬千瓦，相當于1980年以前30年裝機的總和。
就在那個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體改委賀光輝同志約我一同去看望薄一波老首長。賀光輝同志當時向薄老報告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大致內容是要轉移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下放權力，很多國務院的部門要合并，組織綜合部門，如運輸部、能源部、航天航空部、機電部，可能還有原材料部，好像輕紡也要合并。因為我在計委分管運輸和能源方面的工作，所以對運輸和能源這兩個部比較關心，也向賀光輝同志問了一些問題，他說這只是一個設想方案，叫我聽了不要對外說。不久我就回到了北京，工作一忙起來，就把此事忘了。
到了10月中旬，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賀光輝同志全面介紹了機構改革的方案，總理決定由他們分工組織幾次專門的討論會，征求征求意見，當時指定我參加的是能源口幾個部的討論會，會議是由李鵬同志親自主持的。在兩次討論會上，各部正副部長和一些老部長都是熱烈發言，各抒己見，體改委的同志也不時作出進一步闡述。在會上除了兩位老領導支持這個改革方案外，在職各部領導同志均不支持。我很細致地聽了各方面的意見，一直沒有發言。最后總理問我有什么看法，我說兩方面都說了很多的道理，需要時間認真學習研究，也就是沒有明確表示支持哪方的意見。
大約到了11月份，也可能是全國計劃會議期間，李鵬同志找我，說中央有意要我來籌備能源部。當時我剛過了61歲生日，表示自己不論在工作能力和知識面上都很難承擔這項重任。那時姚依林同志指定我負責研究計委的投資管理體制改革，由于事情多，加之對改革方案的意見不一致，時間一緊，忙起來也就把這件事放在腦后了。
到了12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文，決定由于洪恩、王濤、蔣心雄、史大楨和我組成能源部籌備小組，我為組長。我按中央的要求，分別找了他們幾位交換想法和意見。當時我一邊照常管著計委分工的工作，一邊心里也在想，各部都不支持，全國人大能通過嗎？
1988年元月1日，李鵬同志要我和丁關根（當時任鐵道部長）隨他到廣東視察工作，先后到深圳考察了飛機場、大亞灣核電站，又到了東莞、廣州市。4日晚我們住在佛山市，李鵬同志找我到他的住處，要我向他匯報如何組建能源部。
我的意見是，電力系統改革一步到位，不再保留全國性的機構，各網省局直屬能源部，組織五大電力公司；煤炭分兩步走，第一步把煤炭部分為東北、關內統配煤和地方公司，第二步在1990年前再把關內統配公司分為三個地區公司，成立一個煤炭企業聯合會；石油工業1990年以后再組建四五個地區綜合性公司，屆時也成立一個石油企業聯合會。核工業如何改革，到下個五年再說。我的想法是一步一步理順各方面的關系，逐步“消化”，采取平緩過渡的辦法。
李鵬同志基本肯定了我的想法，認為這樣一步一步理順關系，比較穩妥。回京后，我又同體改委領導以及籌備組其他同志交換了意見，除電力提出想保留一個全國性的公司作為過渡外，大家都接受了這個改革方案。這方面于洪恩同志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和配合，我想只要第一步把電和煤組織起來，理順了關系，能源部即可開展正常的工作。
3月份全國人大召開的前幾天，由于鐵道、民航接連出了幾次事故，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撤回組建運輸部的方案，籌備組長阮崇武同志又回到科委工作。人大期間，我到沿海的汕頭、廈門、福州調查研究，了解到這些地區要加速發展經濟，在資金、技術、原材料供應等方面都可以得到國際市場的支持，但能源必須由國家幫助解決，所以提出加快神木東勝地區的煤炭開發，建設第二條運煤大通道的戰略構想。
4月初，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了國務院的體制改革方案，決定新組建能源部，并任命我為能源部部長。與此同時，成立了三個正部級公司，歸口能源部領導，即中國統配煤礦總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和中國核工業總公司。能源部的副部長經過幾次反復協商后，中央決定由史大楨、胡富國、陸佑楣三位同志擔任。
能源部正式籌備階段，在各方面的支持下，進展很順利，辦公地點、辦公設備、車輛都是由原來的水電部和幾個總公司支持配備的，我們很快于6月份就宣布能源部正式成立、對外開展工作。
能源部下的新矛盾
能源部成立的當年，能源供應特別緊張。記得1988年年內，全國煤炭供應十分緊張，當時在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同志常找我們要煤炭，上海有時存煤只夠用一兩天。拉閘限電很嚴重，北京拉閘甚至拉到了元帥的家中，總理幾次夜里打電話找我，要求解決供電緊張的問題。為了能加速能源的發展，我們除了正常的向國家和各方面爭取投入外，重點放在了用好已有投資方面。
當年的11月，我們在山東召開了提高建設質量，縮短建設周期，用好國家建設投資的突破口。這一年的9月份，國務院還正式批準了我們上報的電力管理體制改革。總的來說，1988年是比較順利和平靜的一年，能源部和三個總公司的關系也比較正常。當然在管理全國性的煤炭工作中，和統配煤礦總公司也有一些矛盾，如他們還要管地質費用分配問題等。我個人和于洪恩的關系，多年來一直還是很好的，1989年春節期間，他還陪同我到開灤和工人一起過了年。
到了1989年初，正處于全國煤炭供應緊張的時候，有一些同志要求煤炭也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公司，還提出最好是恢復煤炭部。當時統配煤礦總公司也正式提出這個要求，并且專門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了匯報。我們四位部長當面將這個情況向總理作了匯報，希望得到指示，因為這關系下一步能源部如何深入開展工作的問題。李鵬總理當時指示要繼續按原改革方案進行，我又向中央財經小組秘書長作了匯報，他們都是支持按中央和人大原來的決定繼續改革，這樣我們才放了心。新一屆政府成立后，總理就向全世界宣布，把能源部的機構改革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試點，能否試好，責任重大。
隨著電力成立了五大公司，電力的體制改革宣告完成。按計劃，下一個改革步驟，就是要進一步把中國統配煤礦總公司再分成幾個地區性公司，成立一個煤炭企業聯合會。這項動作按原來的要求，應在1989年內拿出一個方案，1990年以前完成。當時阻力很大，不少人都要說服我，希望維持現狀。由于出現了兩種聲音，我們的壓力很大。
一方面是黨中央已作出的決議和全國人大的立法，要不要繼續貫徹執行；另一方面是維持現狀，進而要求成立全國性的公司或煤炭部的呼聲，其中不少是老領導和負責同志。總理這時還是要求我們按原定方案繼續向前改革的，他在一位同志的信上批示：“毅誠富國同志，中統公司再分為二三個地區性公司。”當時于洪恩同志已調全國總工會工作，由胡富國同志兼任中統公司總經理。老煤炭部的一批領導同志，不斷聯名寫信給中央，提出要恢復煤炭統一管理機構。在一次國務院辦公會上，總理說：煤炭的后勁問題是計委的投入問題，煤炭價格問題是國務院的問題，這都不是能源部的事，不能把責任推到他們身上。
1989年年初，我們召開煤炭安全會議，提出了搞好煤炭安全的一些新思路，總理還接見了會議全體代表，并提出煤炭年產10億噸和安全上水平的要求。這年煤炭產量新增7000多萬噸，突破了10億噸大關，安全也有很大的好轉。但是由于先后成立了正部級的兵器工業總公司和電子工業總公司，要求成立全國統一管理煤炭機構的呼聲又高了起來。得到幾位老的工業領導的支持后，原煤炭部二十幾位老部長又一次向中央和國務院寫信。
在1990年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有人又提到這些同志的信和要求，總理根據當時的情況，決定本屆政府任期之內機構維持現狀，不向前進，也不后退，正式宣布統配煤礦總公司不再分解，也不成立管全國的煤炭機構，要求統配煤礦總公司把掌握的部分全國性政府職能移交給能源部。這樣定了也好，大家都安定了下來，我們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工作上。
1990年，我們提出了各級領導的主要精力放在眼睛向內，挖掘潛力，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上，要求煤炭勞動生產率每年提高5%以上，電力為6%以上，煤礦的物質消耗每年下降2-3%，電廠供電煤耗每年每千瓦時降低3克標準煤。為進一步提高“雙效”，1991年我們又提出了新礦（新電廠）實行新辦法，采用適合國情的新技術，新的組織和定員，高的人員素質，高的勞動生產率，低的生產成本，我們要求新建的300萬噸的煤礦，不超過1000人。我們認為，只有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才能從根本上醫治我國企業用人多，效率低和消耗高的致命傷，也才能進一步提高職工的收入。
胡富國同志兼任統配煤礦總公司的總經理后，能源部和統配煤礦總公司的關系得到進一步改善，但是由于幾十年的習慣，要求恢復煤炭部的呼聲不減。所以我在1992年元月5日的全國能源工作會上，講到關于成立煤炭部和電力部問題時說，國家要成立什么樣的部，我都不會出來反對，但是不能因為想成立這些部，就把一些不屬于我們的問題，強加在我們的頭上。如那幾年煤炭到貨率低，煤炭訂貨會議時間長，鄉鎮煤礦10人以上事故增加等等。要求公正地對待我們。是我們的問題，我們虛心接受和改正，不屬于我們的問題也不能推到我們身上。
能源部撤銷
我從不愿和別人談到能源部在下屆政府的存在問題，但我心里是非常明白的。1992年3月，我和總理有一次談話，雖然沒有直接說到這個問題，但觀點是清楚的。我也知道在1992年曾提出過三四個機構改革的方案，其中沒有一個方案是要保留能源部的。
1992年，在能源部正式撤銷的前一年，能源部召開了兩個重要的現場會。一個是山東德州電廠現場會。德州電廠用23個月零8天投產第一臺30萬千瓦機組，又用了不到6個月時間投入第二臺30萬千瓦機組，一年投產兩臺30萬千瓦機組，工期短，建設質量也高，為把縮短建設工期作為突破口，用好國家基建投資，樹立了典型。第二個就是在大雁召開的煤炭改革現場會。大雁一礦原設計能力90萬噸，人員5005人，第一步減到1300人，20個科室減為4個辦公室，全員勞動生產率由1噸提高到5噸，半年時間由上半年虧損1800萬元轉為盈利280萬元。
這一年，我們還提出在三年內，把現有煤、電的人員減少一半的要求（包括把生產、生活服務系統分離出去變為獨立核算單位的部分）。針對煤炭、電力人員過多的現狀，明確提出要把減少人員作為提高“雙效”突破口。
1993年2月6日，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李鵬總理正式提出了下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并說最終要等人大審議和批準后，才能執行。他在講到取消能源部時說；“能源部這幾年工作是努力的，能源工業取得長足發展，是有成績的。煤炭，原來全國供應十分緊張，現在市場已緩解了三年，有的地方煤炭供應偏緊，不是沒有煤，而是運力不足的問題。電力建設，五年新裝機6000多萬千瓦，一年平均1200萬千瓦，是世界上少有的。但是由于關系不順，調節手段的不足，也很難把煤、電、油、核工業組織起來”。3月，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撤銷能源部，再次組建電力工業部和煤炭工業部。
國務院全體會議會后的第二天，我到醫院看望年邁的父親（時年92歲），告訴他下屆政府要取消能源部，他說：“本來嘛，煤炭是一個大部，管幾百萬人的部，怎么能取消呢？”這也在當時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志的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