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潔能源的發展中，目前存在著大量棄光、棄風現象。如何能夠高效利用清潔能源?在這當中，儲能產業與儲能技術不能缺位。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儲能領域全球投資持續增長，行業技術不斷取得突破，商業模式競相涌現，尤其是首個國家級儲能產業政策《關于促進我國儲能技術與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的發布，更是開啟了儲能行業身份地位、市場機制都更加明確的新篇章。

　　政策給力 市場發力

　　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止到2017年底，全球已投運的儲能項目累計裝機規模達175.4GW，其中電化學儲能為2926.6MW，年增長率達45%，此外，電化學儲能項目的累計裝機占比達到了1.7%，比上年提升了5個百分點。雖然傳統的抽水儲能仍占據絕對優勢，但以鋰離子電池、液流電池等為代表的新興儲能方式正在快速成長。

　　“2017年可能是全球能源界話題最多、最熱鬧的一年。包括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新政、燃油汽車等，儲能無疑也是重要部分，我認為用‘紀元開啟，提速躍進’總結是最合適的。”國網能源研究院副院長蔣莉萍表示。

　　的確，2017年不僅儲能裝機規模再創新高，而且備受關注的首個國家層面的《指導意見》也終于正式登場。2017年10月，《指導意見》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能源局等五部門聯合印發，明確了促進我國儲能技術與產業發展的重要意義、總體要求、重點任務和保障措施。

　　“《指導意見》此刻出臺，恰到好處、正逢其時。2011年，儲能開始投放示范項目，到這兩年很多商業化項目開始探索大量布局，現在正是示范向商業化發展轉變的關鍵時期，《指導意見》的出臺一定能起到非常好的指導作用。”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監事長張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道。張靜所在的中關村儲能產業技術聯盟受國家能源局委托，牽頭參與編寫了《指導意見》。

　　聯盟高級研究員寧娜在近日召開的“儲能市場年度展望”研討會上表示，《指導意見》明確提出了未來10年的儲能產業發展目標——“十三五”期間要邁入商業化初期，“十四五”期間要實現規模化發展。圍繞這兩個發展目標，《指導意見》分別從技術創新、應用示范、市場發展和行業管理等方面進行了規劃和部署。“比如在技術方面要加大研發力度建立儲能產品標準和檢測體系;在應用示范方面，要在電力系統靈活性、穩定性，用能智能化、多元化等四個場景中開展機制設計和示范工程。”寧娜說。

　　除了國家層面的政策，各地也陸續出臺相關政策，刺激儲能市場。如2017年1月，江蘇能監辦發布了《江蘇電網統調發電機組輔助服務管理實施辦法》;2017年9月，新疆能監辦出臺了《新疆電力輔助服務市場運營規則(試行)》。

　　清潔能源的背后支持

　　處于初期和探索階段的儲能，目前還需要政策的大力扶持。但從長遠發展看，蔣莉萍并不太主張儲能產業的發展靠政策來支持。“我一直覺得儲能是可以在市場上尋求生存空間和商業模式的”，她進一步解釋道，“讓能源更有價值，是儲能技術實現自身價值的一個方式。在市場中尋求自身價值，是儲能產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途徑。”

　　蔣莉萍建議儲能從業者要高度關注電力市場建設的問題，因為我國的能源電力市場化改革目前正在逐步進行之中，市場現在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其實，儲能可以在發電側、用戶側和調頻輔助服務等多個領域找到合適的位置、恰當的商業模式。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認為，我國大規模發展風電和太陽能的最大瓶頸是對電網的影響，因為其發電過程具有間歇性和不可預測性。電池儲能技術和分布式電源，可能是解決清潔能源發電不穩定性的最有效方案，所以清潔能源的發展潛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儲能技術在量級和成本上的進一步突破。

　　林伯強的觀點在寧娜那里得到了支持，據后者介紹，2017年，國外市場已經出現了“儲能+光伏”的應用形式。“主要是兩種應用形式：一種是在一些光照資源非常豐富、但是電價很高的地區，項目開發商可以與當地工農實業公司簽訂20年的電力購買協議，后者以比較低的電價購買光伏電力;另一種是在偏遠的地區，比如海島、軍事基地，通過光儲系統保證用電可靠性。”寧娜說。

　　同光伏一樣，2017年儲能也和風電開啟了“聯誼”之路。2017年12月，法國可再生能源研發公司Neoen與特斯拉公司合作在澳大利亞南澳州建成的Powerpack系統項目引發關注，一家火力發電廠遭遇電力短缺時，該電池儲能系統反應迅速，在幾毫秒內為其送去電力。

　　在國內，雖然這類項目還處于示范應用的階段，但清潔能源日益突出的問題，以及偏遠地區的供電問題，都使得儲能在集中式光伏電站和風電場中的靈活應用不斷受到重視。基于這種大型的綜合能源基地的多能互補系統開始建設，儲能也成為其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2017年11月，國家能源局印發《完善電力輔助服務補償(市場)機制工作方案》，提出按需擴大電力輔助服務提供主體，鼓勵儲能設備、需求側資源參與提供電力輔助服務，允許第三方參與提供電力輔助服務。電儲能技術作為優質的電力和電量的“搬運工”，特別是在其逐步成熟和規模化應用的過程中，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電能不能大規模存儲的問題。調頻調峰等輔助服務能更充分地利用儲能的靈活性特點，是儲能實現應用價值的理想領域。

　　儲下能量 釋放希望

　　顯然，儲能產業和技術未來被人們寄予了厚望。蔣莉萍表示，有這樣一種說法——“人類的每一項發明創造都有可能成為一個新的阻礙”。例如“馬車與汽車”，人類發明汽車的初衷，實際上是為了緩解城市污染，因為19世紀末，當時的大都市幾乎都是臭氣熏天，街道上堆滿了馬糞，而馬糞又引來蒼蠅大肆繁殖，到處傳播疾病。結果很多馬因病而死，僅在1880年，紐約市清理掉的馬的尸體就有1.5萬具。而今天，因為汽車的大量存在，人類又開始面臨空氣污染。

　　“我希望儲能行業可以跳出這個怪圈。”蔣莉萍滿懷希望地說道。她坦言：“儲能產業要致力于打造一個真正環境友好的產業，希望儲能行業能夠超前研究儲能設備、技術和設施，提前解決它可能帶來的一些負面環境影響，希望儲能產業能夠為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的發展樹立一個基于全生命周期、環境友好的行業發展標桿。”

　　但不可否認的是，儲能的潛在環境威脅已經開始凸顯，首當其沖的就是電池問題。作為移動的儲能裝置，2017年動力電池行業投資火熱：寧德時代斥資131.2億元新建動力電池生產基地項目、動力及儲能電池研發項目;泰爾投資50億元用于新能源電池生產基地;銀隆總投資100億元建設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儲能電池等產品;孚能科技聯手北汽投資80億元打造動力電池基地等。目前，國內動力電池企業有200余家，產能超過101.3GWh，預計2019年有望超過300GWh。然而2017年各類新能源汽車對應的鋰電裝機或僅為30GWh，產能利用率僅為15%左右，產能過剩已極為嚴重。

　　在動力電池研發火熱、產能過剩開始出現的同時，其“退役”問題也被廣泛關注。2020年，我國動力電池報廢量將超過24.8萬噸，屆時將迎來動力電池“報廢潮”。

　　面對這些難題，2017年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指出，電動汽車及動力電池生產企業應負責建立廢舊回收網絡。此后，一系列國標如《車用電池回收利用拆解規范》、《車用電池回收利用余能檢測》發布，逐漸構建動力電池回收利用標準。《指導意見》中也提出要“完善動力電池全生命周期監管，開展對淘汰動力電池進行儲能梯次利用研究”。

　　瑕不掩瑜，在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發布的《Rethinking Energy2017》研究報告中，國際可再生能源署認為全球電池儲能的市場規模將增長到2030年的250GW，市值將從2015年的22億美元增長到2020年的140億美元。美國研究機構Navigant Research的預測同樣樂觀，認為到2025年，分布式和電網級儲能市場的裝機規模將超過28.6GW，市值將達到295億美元。儲能產業和技術的未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