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11月17日，經過3GPP RAN1 87次會議討論，中國華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極化碼）方案，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這標志著中國通信廠商在5G時代的話語權得到一定提升。從2G時代的跟隨者，到3G時代的參與者，再到4G、5G時代成為規則制定者之一，中國通信產業也經歷了一個厚積薄發的歷程。
厚積薄發奮起直追
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國交換機市場形成了“七國八制”的格局——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國朗訊、瑞典愛立信、德國西門子、比利時BTM、法國阿爾卡特、加拿大北電壟斷了中國交換機市場。這不僅導致程控交換機價格異常昂貴，還因為各家公司制式不同，帶來一系列網絡兼容問題。這種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直到1991年才得到扭轉——解放軍信息工程學院的鄔江興院士（鄔江興被譽為中國程控電話交換機之父）研制出了比西方同類產品性能更優越的程控交換機HJD04-ISDN。
鄔江興院士
在1992年，中興ZX500A交換機的實驗局順利開通。緊接著，華為自主研發成功了第一代數字程控交換機C&C08A，并在1994年至1995年大規模投入生產。與此同時，聯想成功研發出LEX118數字程控用戶交換機（倪光南院士任聯想總工程師時，聯想也是技術流，不過，隨著倪光南和柳傳志技工貿、貿工技之爭，在倪光南的出走后聯想走上了貿工技之路）。
隨著國產交換機的問世，中國市場的程控數字交換機價格直線下降，每線價格從500美元降至30美元，普通百姓安裝電話的費用也隨之下降，電話從“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中國通信產業由此逐步形成了以巨龍、大唐、中興、華為為代表的通信企業。
在2G時代，中國通信企業尚無力參與國際通信標準的制定。但在3G時代，國家決心爭奪通信標準的話語權，通過從西門子手中購買技術，再與國內已有技術成果融合后，最終被國際電聯接受為3G通信標準，也就是飽受爭議的TD—SCDMA，在TD—SCDMA已經功成身退之際，依然被“經濟學家”口誅筆伐。
誠然，在技術上，TDS不如WCDMA和CDMA2000成熟，在產業化方面TDS也不算特別成功，在用戶體驗方面更是差強人意，但由于西方通信企業為了打壓中國標準，想通過不參與TDS產業發展的方式，使TDS變成只存在于紙面上的技術，給國內廠商機會吃下了接近7億人的市場，而且可以避免被高通敲骨吸髓，進而帶動國內通信企業的發展。中移動以失去部分用戶和移動3G用戶上網體驗差一些為代價，壯大了我國通信產業，為中國參與國際通信標準制定跨出了萬里長征第一步。值得說明的是，在工信部對高通提起反壟斷之前，高通可以對CDMA和WCDMA制式的手機收取高通稅，但卻無法對TDS制式的手機收取高通稅，而這也是利潤相對稀薄的低端手機中，移動手機在同配置下比聯通、電信手機便宜的原因之一。
在4G標準制定的過程中，因為高通在3G時代濫用其對CDMA專利的壟斷地位，特別是專利反授權和高通稅等行為引起了中歐通信廠商的眾怒，導致在4G通信標準制定中，中歐廠商的指導思想就是去高通化，使高通在4G時代跌下神壇，中歐通信廠商聯手上位。發改委之所以“敢于”對高通提起反壟斷，底牌之一也是中國通信產業已經從3G時代的參與者，成為4G時代的規則制定者，而高通在4G時代卻早已不復在3G時代的輝煌——在產業實力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之時，在技術實力上此消彼長的情況下，舊時代的不平等協議理所當然地應當被拋棄，行政力量的“干預”僅僅是加速這一過程，并為通信終端廠商與高通達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協議保駕護航。本次華為公司主推的Polar Code方案能夠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在5G編碼領域占一席之地這是中國通信產業的又一次勝利。
背后的綜合國力博弈
正如“一流的企業做標準，二流的企業做品牌，三流的企業做產品”，對于通信標準之爭各國通信廠商之間的火藥味異常濃烈，畢竟高通憑借CDMA專利收高通稅、反專利授權的場景歷歷在目，在談判和討論中，競爭異常殘酷。在之前的長碼之爭中，由于高通的方案其核心的必要專利都已經過期了，因此獲得了三星等實力相對二流，技術實力也和一線廠商存在一定差距的中間派玩家的支持，并以幾票之差擊敗了華為的方案。
本次華為獲得的是控制編碼，主要競爭對手是美國主推的LDPC，和法國主推的Turbo2.0。在會議上，各公司從性能、實現復雜度，以及可行性等角度對幾個候選編碼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性能優越的Polar碼戰勝了LDPC和TBCC，最終成為控制信道上行和下行的編碼方案。而在短碼的數據編碼上，美國高通也再下一城——信道控制編碼相對而言對基站設備等更加重要，而基站設備是華為的傳統強項。而數據編碼對通信終端更重要，高通定然對數據編碼是勢在必得。
可以說，本次華為主推的Polar Code能夠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以及中國通信企業的鼎力支持，在最關鍵的投票中，華為在國內的老對頭中興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國內另一家通信企業大唐電信也與華為在同一個戰壕，在輿論上一直飽受詬病的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對華為的支持也是不遺余力。此外，在手機市場上與華為存在競爭關系的聯想、小米、VIVO、OPPO、酷派等公司也選擇支持華為，阿里巴巴、展訊、中國移動研究院、信威通信也都站在華為一邊，值得關注度是除了中國大陸企業紛紛鼎力相助，宏碁、聯發科、臺灣國立大學這些來自海峽對岸的同胞同樣選擇支持華為。另外，比較出乎意料的是，英飛凌、馬沃爾、Skyworks等歐美企業也選擇了支持華為……可以說，如果不是中國的綜合國力給予保駕護航，以及海峽兩岸的通信企業和大學的鼎力相助，以及一些歐美企業的“雷鋒精神”（估計也從中受益），華為也是無法使Polar Code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的。
Polar Code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方案的意義
其實，本次Polar碼戰勝LDPC碼和Turbo碼并非是兩者的第一次較量，在今年10月14日，Polar碼、LDPC碼和Turbo碼已經較量過一回了——LDPC碼戰勝了Turbo碼和Polar碼，被采納為5G eMBB場景的數據信道的長碼塊編碼方案。
這里先解釋一下什么是長碼和短碼。編碼往往用最短的二進制位數表示一個指令，二進制位數越短則效率越高，在指令數量不變的情況下，越常用的指令當然越短越好。然而，如果一味的追求指令簡短，必然會導致很多指令不等長，而不等長的指令將造成接收端沉重的處理負擔。如果用等長的長編碼雖然可以解決不等長指令的問題，但顯然會導致無效數據的大量傳輸，浪費帶寬。在此情形下，工程師采取了折中的方案——把指令編成兩個組或者三個組，常用的指令用相對短的二進制位數表示，不常用的指令用相對長的二進制位數表示，這樣就解決了數據傳輸效率和減少接收端處理負擔的矛盾。
華為斬獲的控制信道是用于傳送信令或同步數據的信息通道，主要用于傳輸指令操作下級網絡設備。高通斬獲的編碼信道則是用來增強數據在信道中傳輸時抵御各種干擾的能力。
由于3GPP定義了5G三大場景：增強型移動寬帶（eMBB，Enhance Mobile Broadband），比如大流量移動寬帶業務；海量物聯網通信（mMTC，Massive 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比如物聯網業務；低時延、高可靠通信（uRLLC，Ultra Reliable &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比如無人駕駛、工業自動化等需要低時延高可靠連接的業務。在本次會議和10月14日的會議中，明確的僅僅是eMBB場景的長碼和短碼，URLLC場景和mMTC場景的標準還沒有確定。
因此，我們要看到華為只是在eMBB場景中獲得了相對比較重要的短碼中，相對不算太重要的控制信道的標準制定權，而并非5G通信eMBB，mMTC和URLLC三大場景的所有編碼標準制定權。更何況在華為獲得eMBB場景短碼的控制信道的同時，高通卻斬獲了eMBB場景的長碼和短碼的編碼信道。在此情形下，一些媒體宣傳“華為碾壓高通，拿下5G時代”顯然是言過其實了。
中國通信產業在URLLC場景和mMTC場景兩場硬仗中能贏么？
由于目前已經敲定的只是eMBB場景的長碼和短碼，在未來還將有URLLC場景和mMTC場景兩場硬仗要打，那么中國通信產業能擊敗歐美的競爭對手么？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在4G時代中歐聯手，使得高通在4G時代被邊緣化，中歐聯手上位。但由于近年來中國通信廠商在海外攻城略地，曾經高高在上的諾基亞、阿爾卡特、朗訊、加拿大北電、西門子等曾經的通信巨頭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并購和拆分中已然變成了“失敗者同盟”，即便曾經高不可攀的愛立信，現在也開始轉型做服務。這使得在4G時代的中歐聯盟漸行漸遠——畢竟高通只是收點高通稅，說穿了就是要錢，而華為、中興卻是在要歐洲通信廠商的老命。
然而歐盟貌合神離、一盤散沙的現狀又很難使其難以團結一致——比如在eMBB場景短碼的爭奪中，愛立信就沒有支持法國主推的Turbo碼，而是選擇支持美國主推的LDPC碼。加上法國的綜合國力完全和中美不是一個等級，按照現在中歐漸行漸遠，歐盟四分五裂的情況，基本可以判斷歐洲國家在5G標準的爭奪中前景暗淡。除非歐洲廠商能團結一致和中國做利益交換——比如，在接下來的標準爭奪中，中國支持歐洲主推的標準在URLLC場景獲勝，歐洲支持中國主推的標準在mMTC場景獲勝，聯手排擠以美國高通為首的陣營。
不過，筆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概率教小，在URLLC場景和mMTC場景的爭奪中很有可能是中美瓜分掉剩下的標準制定權，而且很有可能美國會占據一定優勢。